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以家族为主要运作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一切制度的根源，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是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

黑格尔认为，决定大清帝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的，最终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基础上的、国民的未成熟的孩子般的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奴性精神。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自由的因素，文化属于“幼年文化”，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更谈不上主体意识的自由。

黑格尔：大清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帝国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依百顺，在这个自由精神尚未开展的东方帝国里，奴隶的性格一定是驯服的、软弱的、卑贱的、无耻的。臣民的道德品性实际上就是低劣败落的奴隶品性，国民性就属于那些接近于动物的族类。

皇帝用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黑格尔：皇帝对人民讲话，始终带着威严和父亲般的仁慈以及温柔，而人民本身却只有微不足道的自尊心，认为生下来就是为了给皇帝的政权拉车的，沉重的担子在他们看来是必然的命运。在帝国，人人平等，但只是被奴役的平等。从官吏到百姓，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暴政面前，人人平等。黑格尔强调奴役性的或不自由不自觉的内在精神塑造了东方专制主义。

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帝王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宗法伦理被大肆宣扬，宗法制为阶级社会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思想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需要百姓出力时才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只骂昏君不骂皇帝，只推翻暴君不推翻暴政。为宗法所牵绊，为儒家所禁锢，是社会难以进步的最深层的原因。谢林：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4000 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黑格尔断定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滞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没有进步也没有未来。

明恩溥：清朝人往往有一种忍受苦难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在困境中生存，于绝望处抗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美好的未来有强烈的向往，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无所期望，无所期望则无所失望，艰难困苦也就自在平常了，所谓知足者常乐。

这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官就是为了追逐名利，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在清朝，富人大都是权力的所有者或以权力为靠山。清朝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黑格尔：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一种“家庭的精神”。家庭的精神成为中国精神，制度，不过是其表现形式。家庭精神主导下的政体就是一种家长制的专制政体，作为家长的皇帝，代表着普遍的意志，没有国家必须的、体现自由的法律。法律制度只能是专制统治工具，而不是人民权利保障。清朝百姓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想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压迫，遭受践踏。帝王或者官员可以按己意随时行使手中的权力，百姓无意寻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对此毫不担忧，皇帝父辈般的仁爱在处罚时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认。当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丢脸，没有公道感。地方官都以父权为基础可以任意惩处轻犯者。人人都沦为奴隶，只要最小官一点头，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还得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为麻烦了官府教育自己而谢罪，极恭顺地感谢施刑者父辈般的关爱，让他改正错误；受罚者必须完全顺从，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级完全服从上级，结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足以抹杀、消除人性的一切尊严，这是人类的耻辱，以致不幸沦为奴隶的人再不知廉耻为何物。这种促使社会稳定的思想（宗法），是基于所谓的权力原则，所谓统治者父母般的关爱，被统治者的忠顺，不如更恰当地解读为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提到：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他们极大的不道德。

百姓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大清帝国落后的原因是人内在精神的黑暗，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