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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从某总关于方方的谈话看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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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4 22: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反右派斗争应该对于上述三种人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第三类右派分子,对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分子最多批评教育就可以了。可是事实上,由于很多人具有历史的积怨,出现了利用政治运动打击报复的情况。这一点在文艺界表现得特别明显。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当前,控诉反右派斗争成了主流舆论的政治正确,反右派斗争似乎变成了所谓“中国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铁证。这几天在各个微信群,许多人都在转一个帖子,内容是某网络平台高层的“酒桌谈话”,炫耀他如何捧红了湖北省作协方方主席的《软埋》,里面提到方方继承了右派作家张贤亮的传统:

      【“某总”明确指出,“文艺什么的标准要靠后,政治和历史性的颠覆主旨更重要”,而在“在海外看到的土改小说,有国民党官二代和大地主流亡后人写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颠覆力度,都远不如方方这部书”,“张贤亮公开说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中国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说最缺乏的时候了。”“某总”说“最后清算的时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么顾忌,这个时候还畏首畏尾,在未来的潮流中间肯定落伍”。】

      显然,这和控诉反右派斗争的主流舆论的政治正确颇有区别。但是我估计主流舆论一定还会在反右派斗争60周年之际大炒所谓“中国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笔者在这里不想重复《历史决议》中的结论,仅仅是结合几个右派人物来谈谈自己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

      第一类右派是以丁玲和艾青为代表的人。这些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因为坚持社会主义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表示忧虑,而被称之为“极左”派。丁玲曾经不无讽刺地表示,当初把我打成右派的那些人,就是现在攻击我“极左”的那些人。

      毫无疑问,丁玲和艾青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甚至要比把他们打成右派的投机分子周扬之类还要左一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所谓右派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具体的标准也是不同的。之所以丁玲与艾青在改革开放以后被视为“极左”派,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环境太右了。不要说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即使是按照闻一多这种民主人士的标准,他们也的确还是偏右了一些。闻一多就在其著名的演说《艾青与田间》里边这样评论艾青: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什么山查花啦,胸膊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笑)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笑)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大笑)

      艾青当然比这好。也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与装饰,去理想化。如《向太阳》这首诗里面,他用浪漫的幻想,给现实镀上金,但对赤裸裸的现实,他还爱得不够。我们以为好的东西里面,往往也有坏的东西。
如在太阳底下死,是Sentimetal的,是感伤的,我们以为是诗的东西都是那个味儿。(笑)  我们的毛病在于眼泪啦,死啦。用心是好的,要把现实装扮出来,引诱我们认识它,爱它,却也因此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这一些,田间就少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大能欣赏。
      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么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但田间的知识分子气,胡风说抛弃了,我看也没有完全抛弃。如《自由向我们来了》,为什么我们不向自由去呢?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笑,鼓掌)

     艾青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我说他是农民的少爷,田间是少爷变农民。】

     第二类右派是以至今尚未被平反的林希翎为代表的。其当时的言论,即使是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也仍然触及了国家的底线。但是,林希翎并不是的单纯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恐怕更多的是个人性格中的孤芳自赏与狂傲不羁。其对于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不崇尚,同样进行批判和反对,基本上走到哪里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为《大右派活化石林希翎传奇》所撰写的前言谈到了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林希翎是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一九五七年的活动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林希翎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但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研究「一九五七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翎。……一九五七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一九八三年,林希翎到了香港,一九八五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 林希翎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就正如我在一九五七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   

      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她后来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以后,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援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希翎在晚年还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并因为儿子被邪教轮子功害死而积极反对邪教。这和下面所说的这一类右派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

      第三类右派分子是以茅于轼和张贤亮等等为代表的反共右派。这些人狂热地吹捧美国及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近乎露骨的敌视。这些方面的言论非常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借某总的一句话,这些人就是要“最后清算”。(也有人说张贤亮等人并未被打成右派,是80年代看右派吃香才冒充的。因其很大程度上已成右派的化身,这里暂且将其算作右派。)
说完了右派,再说说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反右派斗争应该对于上述三种人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第三类右派分子,对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分子最多批评教育就可以了。可是事实上,由于很多人具有历史的积怨,出现了利用政治运动打击报复的情况。这一点在文艺界表现得特别明显。就当时文艺界的情况来看,周扬和夏衍等人与丁玲和艾青等人组成文艺界的两大山头,双方水火不容。实事求是的说,丁玲和艾青等人要比周扬和夏衍等人更加正派一些,也相对偏左一些。但是由于周扬和夏衍等人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就借这次政治运动把对手整倒了。

      其他领域的情况也与文艺界大同小异。比如说,在历史学界,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然而,有人做过考证,发现最早的提出要“揪出历史学界的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就是赵俪生写的。早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其就提出了历史学界也有应该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现在他说的是谁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肯定说的不是他自己。总之,反右派运动中有很多“文人相轻”的因素。

      另外,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也和个人的作风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些著名右派分子里,艾青和张贤亮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男女关系上都有很多让时人不满的地方。像艾青就和有夫之妇通奸,让人家生下了儿子,即著名的艾胖子。当时,人家的丈夫还把艾青告上了法庭,最终判处艾青缓刑。虽然后来这两个家庭又发生了重新的组合,艾青与艾胖子的母亲结了婚,但是恐怕其身边的人也不会很欣赏这种做法。张贤亮更不必说,明确表示自己不接受一夫一妻制,情人远不止二十个。这种情况下,周围的人肯定不满,于是就借反右派运动之机把他们整倒了。

      王安忆在其著名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里边就刻画了一个到处通奸的右派形象,甚至在落难时期也一样改不了这个毛病,被平凡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最终在德国又出了事。有人说其原型很可能是张贤亮,但是更多的人表示身边的右派普遍都是这样。上述林希翎为代表的第二类右派也可以归类于个人的性格。正如王安忆在小说中写的,这些人即使没有反右派斗争,结果可能也不会两样:

      【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又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的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最后谈谈对于右派的平反。笔者个人认为,不能说一听到平反就是对的,平反正确的前提是案子确实有冤情。通过上面典型右派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是按照五十年代的标准,那么被打成右派的,不能说全部,至少绝大部分的确是右派。但是,这个标准划的有点太高了,对一些人,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人处理也太重了。因此,对于这两类人不管平不平反,都应该改善其待遇。例如,在1973年毛泽东就曾经亲自过问林希翎的状况,得知其已经被捕入狱以后,要求立即释放并安排工作。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平反中,一方面存在一些一风吹的现象,一些不该平反的人平了反。另一方面,一些该平反的人却长期得不到平反。像上文所说的林希翎就始终没有得到平反,丁玲和艾青虽然被平反了右派的问题,却又被戴上了“极左”的帽子。茅于轼和张贤亮为代表的一大批反共右派却是被百分之百地平反了。这恐怕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问题。在这里,就用著名反共右派茅于轼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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