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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我读《史记·商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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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7 00:53:5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商鞅这个人,一般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我也曾经以为他很伟大。后来我以先秦典籍研究为职业,反复研读了《商君书》,才逐渐不喜欢他。最近因为别人约稿,又反复研读《史记·商鞅列传》,有一些疑虑,于是随手写出来。

司马迁说,商鞅在秦国变法,开始是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连贵族也反对他。但我们知道,从考古发现来看,秦国的文化传统和东方其他国家不同,在秦国,贵族一向是很弱的;国君,一向是至尊无上的。所以商鞅想变法,只要得到秦孝公支持,其他人再反对,也没有什么用。曾经有两个贵族,也就是太子的两个老师不服气,但都被商鞅的铁拳砸烂了,从此贵族们没有人再敢说一句话。

贵族都说不上话,老百姓更不能。于是商鞅宣布:

老百姓每五家结为一伍,十家结为一什,互相担保,互相监视,如果一家有罪,其他家庭不举报,都以同罪论处。知道奸恶之徒不告发,判处腰斩;举报奸恶之徒的,功劳和上战场斩首相同(也就是赏赐一级爵位);藏匿奸恶之徒者,和上战场投降敌军同罪(也就是妻子家人全部没入官府为奴婢)。一户人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承担两倍的赋税。不许私自斗殴,要把精力用在战场上,否则一一治罪。所有百姓都必须热爱劳动,男耕女织,每年给国家缴纳的粮食和布匹多的,可以减免徭役。凡是致力经商等近似寄生虫行当的,能够给国家按时交税倒也罢了,否则妻子儿女全部没入官府为奴婢。懒惰不干活的二流子,也全部抓捕。宗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再有世袭爵位。天下百姓,都按照爵位等级分配土地宅院,爵位高的,田宅大而多;爵位低的,田宅小而差。奴仆衣服的等级,也照主人的爵位高低办理,不许僭越。有军功的允许耀武扬威,没有军功的,就算家里有点钱,也不许洋洋得意。

说实在的,这些法令很多都比较违背人性,但靠着秦国政府的淫威,强制推行了十年,百姓竟然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而且从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些,都是司马迁记载的,新法看上去似乎不很人道(比如至少我们谁也不愿意自己不小心犯了法,妻子儿女全部被政府没收为奴),其实对老百姓有利,且不是一般的有利,而是让老百姓开心得不得了。

虽然存有疑问,但也姑且相信。但接着往下读又会疑惑了。因为司马迁写到,有一个叫赵良的老朋友去看商鞅,对商鞅说了如下一段话:

百里奚,不过是楚国的一个乡巴佬,听说秦穆公比较贤良,希望得见。但家里穷,又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卖给秦国商人,为商人养牛。过了一年,秦穆公听说这事,把他买了下来,拜为丞相。百里奚为丞相六七年,东伐郑国,帮助晋国换了三任国君,而且发兵从吴国手中挽救了楚国,让巴国臣服,周边诸侯听说后,纷纷朝见。他做丞相之时,劳累也不坐车,暑天不打伞,在国中行走,不带武器,不跟保镖。他死之后,秦国男女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儿童都不歌唱,体力劳动者不喊激励劳作的号子,可见其伟岸的人格。而您呢,是通过太监景监见到国君的,名声就不好听。您当丞相不是为了百姓谋福利,而是耗费民力,为国君建筑宫阙。您给太子的两位师傅都判处了肉刑,以严刑峻法痛绳百姓,给自己积聚了巨大的祸患。一般来说,如果治理国家,要真让百姓心服口服,就得以身作则;但您不是这样,而是肆无忌惮运用权力,逼迫百姓服从。而且越来越骄横,在封地南面称孤,殊不知公子虔那些人,对您是多么怨恨,随时准备找您报仇。这些情况,您自己想必也知道,所以您一旦出门,跟随的护卫士卒有十几车,都满载甲兵。又精选强壮者为贴身保镖,坐在身边;另有持矛操戟的人在车两边跟着奔跑,随时警惕周围动静。没有这些保护措施,您根本不敢出门。但是,古话说得好:‘依仗德行者昌盛,依仗暴力者灭亡。’您的处境现在危如累卵,却还懵然不知,我真为您着急啊。不过把十五个封邑还给国君,急流勇退,劝说国君提拔有德行的人,慰问孤寡,爱护百姓,大概可以免祸。否则的话,一旦国君去世,这个国家想杀死您的人,可不在少数啊。

这段话,商鞅也没有否认,那么,商鞅其实是很受百姓痛恨的,在《商鞅列传》的结尾,司马迁还写了一段赞,概括商鞅的一生,大致内容如下:

商鞅天性是个刻薄残酷的人,而且没有固定的想法。比如他当初游说秦孝公,就试了三次,每次都用不同的招数。可见他的求见秦孝公,本来并非为了实现什么政治理想,而是为了求富贵。这种不择手段的人,自然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在战场上,他可以对老朋友也欺骗。我读《商君书》,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他受到秦国人的痛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后得到悲惨结局,可谓罪有应得。

这很明显,商鞅确实并不是很得百姓欢心,司马迁也承认,但他前面为什么又要写商鞅推行新法十年后,秦民大悦呢?是司马迁瞎写吗?

近几十年出土的秦简中,有不少法律文书,记载了秦国统一之前的很多案件,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家给人足,都并不是真的。从那些文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秦国社会是很不安定的:很多人觉得秦国困苦,偷越国境逃亡到楚国;有些人冒充秦国高干,到下面的县政府诈骗;有些人强奸杀人;有些人穷得叮当响,只好盗墓挖坟……各种案件,应有尽有。甚至《史记》写秦始皇统一之后,微服私行,在国都附近就碰到强盗,可以看出当时的秦国,即使严刑峻法,社会并不太平。

但根据我对秦汉史和司马迁的了解,以及考虑到广阔的历史规律、历史细节,我认为司马迁并不是瞎写,我相信有一部分秦国人是喜欢商鞅的。因为新法摧毁了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削平了贫富之差,对一部分人是有利的。在均贫状态下,从而导致百姓没什么可偷,要做盗贼也难,从而有一个虚假的太平景象。加上社会控制很严,二流子确实很难存身。喜欢这种社会状态的人,应该就会喜欢商鞅,这些人的想法流传到司马迁的耳朵里,自然就被他写进了书册。但商鞅的新法可以驯服人的思想,却无法驯服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秦国百姓其实是非常困苦的,否则秦简里不会记载那么多秦国百姓逃到楚国的事,史书也记载,秦国扩张战争中,每征服一个地方,百姓都逃往更东方,不想当秦国人,因为很辛苦。当然,在这种资源被政府全盘掌控的社会下,秦国军事力量很强,显得很厉害,但因为经济不行,难以持久,秦朝统一天下后,十几年就分崩离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商鞅这些严刑峻法违背人性,事实上是压制生产力发展的。

司马迁毕竟是古人,他写作又喜欢到处采访,兼收并蓄,《史记》中本来就有很多的记载前后矛盾,有些连人物活动时代都能错误上百年,所以,在《商鞅列传》中,出现前后矛盾,也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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