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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贫富 2022-03-03
-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状态之下，宗法制度相当发达，家国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从家族到国家，从血缘到社会。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往往以血缘和姓氏为基础聚族而居，久而久之，形成了乡治，即农村家族自治。由年长者带领族人在祠堂祭祀，处理家族内或村庄里的争端。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这种差序格局中，每个人以自己和家庭为中心层层外推，在这个格局中，每个人按照他人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进行差序之爱，越近则关系越近，越远则关系越远，而对关系较远的人或陌生人如何相处，却很少考虑，从而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影响下，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本位、熟人本位、圈子本位和关系本位，中国人做任何事喜欢找关系，走后门，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统治者皇帝，实行“家天下”的策略，用“天下”和江山社稷养其皇亲国戚，行其大“孝”；士大夫们以自己的爵禄采邑养自己的宗亲姻戚，行其中“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了官场惯例，成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乡里传为美谈。如果有人不按此套路出牌，或反其道而行之，则被人称为六亲不认，数典忘祖，被同事和乡里人所耻笑。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都被用作“尊尊亲亲”的手段，成了中国人寻租的工具，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便很难避免。在家族制的影响下，官员往往把政治与道德相混合，最终结果造成一个官员为了老婆孩子家庭拼命搜刮钱财，而对于国家来说，则为巨大的危害，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不难理解权力家族化、私有化的原因。这种文化氛围和制度下，人们无法通过公共体系获得生存发展和权益保障，就会求助于私人社会资源和私人关系，家族血缘的纽带就会进一步强化。只有当每一个人只需通过公共社会资源而无须依靠个人关系就能保障自己应有的权益时，人们就会自觉摒弃家族文化意识。 整体主义原则是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封建统治集体整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社稷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只有只有依附于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为中国人选择集体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历史上，中国人最强烈的、最高的诉求就是“均贫富”，多次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此为口号的，要么高呼“均田免粮”，要么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太平天国初期的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更是指出：要“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天朝田亩制度》代表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思想。 文革结束都几十年了，但它似乎还没走，一些人对“文革”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情结。官员腐败难以有效遏止，社会不公越来越突出，于是有人开始怀念文革，认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是平等的，官员也不敢腐败。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年轻一代所受的历史教育中，没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作孳，因而完全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年纪大的故意利用青年对“文革”的生疏无知，把那个年代描绘成没有贫富差距、人人平等、没有腐败、没贪官、没污染、造反有理、工农当家、社会和谐的清平世界。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危险，并不是年轻人缅怀“文革”的现象，而恰恰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文革”而被错误的思想误导和利用。对腐败、不公的不满，把“文革”想象成莺歌燕舞、均富廉洁的清平世界。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折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制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今天的多数普通国民误认为财产直接税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现实中，网络上，呼唤类似文革运动搞财产直接税的人比比皆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青年群体相信财产直接税是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们的心理：“再来一次文革，可不会轻饶了那些当官的，富裕的，非剥了他们的皮不可！” 中国政治史有一定规律，在每一次大革命之前都会有一些重大事件。 邓小平说：“毛就说过，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党政一把手个人的领导”。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毛太祖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改变颜色，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文革。毛这种思想奠基了今天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认为现在的中国官员就是资产阶级买办，热爱文革的要带领青年搞共同富裕均贫富。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怀念文化大革命，怀念大锅饭。认为现在走的是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路线，对现政权强烈不满。至今仍然有一些人解释为毛太祖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均贫富，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毛太祖的民主是阶级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富裕的剥削阶级，以自我革命的方式解放民众。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发表了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毛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阶级敌人就不是人。这样的革命，斗争对象经常会变换，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变成阶下囚。革命初期维护血统论的“红二代”，转眼就变成了“红色权贵黑五类”。“文革”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践踏文明、毁坏秩序、辱没人权的大浩劫，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卷入或被卷入的参与者，几乎没有善终受益者。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变为极端的奴役。真正的自由，开始于对自己是否处于奴役状态的确认。当一个人懂得了什么是不自由，他才明白何为真正的自由。 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第二年，埃德蒙·伯克发表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批评这种追求自由的革命，已经实际是反自由的国家主义。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但结果充满了暴力与恐怖。特别是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独裁统治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随意践踏人权。罗兰夫人为人民追求自由，却被雅各宾派于1893年送上断头台。临刑前，罗兰夫人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以君主之私为天下之公的事实，是为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古代君主假以“公共利益”之名，借群氓非理性之势，宣称为天下人谋福利，行私人野心与目的之实。国家的自由似乎在无限扩大，个人自由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公正，但是结果却造成了更大范围内的不公正。常常有人会假借公正的名义，去实现自己对他人的不公正。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分享他人财产。 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从平均主义到天下大同，人类试图利用集体之智慧实现美好之夙愿。但是，哈耶克告诫世人：“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人们善良的意愿铺就的。”因为“那些放弃自由以期换取保障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会得到保障。”正如哈耶克所言，从远古部落到农耕社会，人类放弃自由、让渡私有权以换取生存保障，最终沦为被宗法教义纲常、国家机器奴役的群氓。群氓运动、理想主义、平均主义及大同社会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并且，非常顽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彼此相互欺骗却又光明磊落、公平而欣愉地生活着，或者似乎从中获得了生存的自信，让世界相信这种自信，自古以来是很多中国人的写照。这样的民族，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我们仍然活在“文革”的后果中。
- 财产直接税 2022-02-10
- 盼着房价暴跌的某些中国人，把房地产税理解为希望国家为了他们搞一场打富豪分田地的运动。思想的来源：今天多数普通国民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倾向于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尤其一些年轻人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不愿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房地产税不是为了调控房价而产生的，所有的税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创收，不要自作多情。只要房子和财政收入相关，政府的目的就不打压房价。 某些中国人认为房地产税是劫富济贫的工具，而且恨不得100%～200%的征，让有房住的人白菜价卖房或送他，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应该交税的理念。支持房地产税的人的逻辑不就是征别人吗，落到自己头上怎么办？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96%的城镇家庭已经持有住房，自己不买房却长期说为了降房价，民众不缺房却说为了别人买房。利用躺平，所谓的躺平人一看到房地产税，以后还会上当买房吗？ 征收房地产税的外国，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都有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公务员中“房氏家族”成员甚多，房地产登记对于公务员来说利益攸关，一是怕财产曝光，二是征收房产税也让公务员们很肉痛。三是以后不能收受资产了。如果直接税开征，这就关系到资产历史交易了，关系到反腐了。税务局就直接接手资产历史交易记录反腐工作。如果大家都不要特殊，还坚持这个，坚持那个作什么。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全国推动征收房地产税的历史过程来看，征收这种直接涉及全民根本利益的税收，外国百姓会有更强的倾向直接要求政府让渡有关本属于集体共享的权利，房地产税的征收会改变外国百姓的思想观念，就像别人家的小孩要你养，大家对税会敏感。要从法律角度厘定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在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统治集团的收入水平高，激励吸引了大量人口想进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古代官僚腐败具有整体性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外的压榨，即通过对庶民百姓征收赋税，敲诈勒索，搜掠民财。同时，通过官僚集团内部再分配，使之合理化。农民成为各级官僚与机构疯狂剥削与压榨的对象，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恶化，低层形成“杀富济贫”、“均贫富、等贵贱”、“打土豪、分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口号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中国农民形成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极端仇视富者的心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了维护传统社会，可能会和皇帝一致对外，通过征收财产税，敲诈勒索，搜掠民财，农民一相情愿的家国同构心理想利用皇帝收割财富给自己，皇帝想收割财富维护传统社会，维护官僚集团。历史上的历次农民大起义都把斗争的目标直指社会的富裕阶层，杀富济贫，均贫富，打土豪差不多是历次农民革命的当然使命，最后揭竿而起，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血腥的每过两三百年就必定发生一次的朝代更替。中国数千年以来一刻也没有停止上演“打江山，坐江山，睡女人，抢财产”的丑恶戏剧。 当人民忍无可忍，统治者或许不得不进行某种自救性质的改革运动，但由于整个官僚机器上上下下都搭着制度的便车，官员们不论职位大小都有自己的利益与这个制度牢牢地拴在一起，这样的改革也就只能在保持已有的税、费征收总额的前提下进行。任何改革措施都变得无济于事，最终成为社会和人民的一项无法摆脱更不愿承受的负担。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社会那样对权力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与均衡，所以，民众不接受直接税。为了千把块的物业，底层群众（他们只是活着，谈不上生活）都能干一仗，家属如果住报税大厅里呢？这还是脾气好的，脾气不好的税务人员有没有危险？你动人家房子，人家不和你拼命？所谓的房住不炒，结果出现了房子里到底住多少人和你死我活的问题 。威胁人类安全。 因为要收税，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疯狂抛售房产的局面，土地财政不存在了，银行的坏账会增多，假设现在房价跌十倍，这个税种的推出就没有为地方财政创收的意义了。即使把税针对性指向富人群体，也会导致当地房产贬值。一个城市敢于在房地产上课以重税，只能造成人口和收入的流失。而人口流失严重经济不发达的县市，只能长期免征。很多的行业都会受到打击。它的影响是远远超出银行业的。 还有一种可能，平民要不转手房子，要不和亲友拥挤住一起，或者创新共享拼居或去外国或个人刻意欠下金融贷款无法还款，金融通过司法手段把个人资产重新收回国有，别人都怕要收税，司法拍卖无意义了，只能送给私人住，只求交财产税，银行要放弃现有靠资产挣钱。这时政府打着为企业降税口号，其实是让税收增加一倍，企业结业或转移他国。同时，土地财政死亡，地方政府自导自演房地产很抢手，自产自销，这时政府会货币超发，推广数字货币。
- 民粹主义与财产直接税 2022-02-10
- 民粹主义 (Populism ，可译为平民主义 ) ，是 分配不平等 的社会进程中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一部分人善于经营人情事故，善于人身依附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独立无助的人群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 民粹主义的来源 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及俄国民粹主义（俄国农民受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为此俄国的知识分子探讨了走一条绕开资本主义，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民粹主义 “暗流”活跃于中国近现代，不仅仅是民粹主义在古代中国历史迹象的时代演绎，还是俄国民粹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俄国民粹主义的诞生环境与近代中国具有极度的相似性，其是 “与农村小生产者在现代化中面临的问题相关的众多运动和理论。这类运动常常把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坚道路”崇村社生活以及反现代化等特征，而受民粹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这对民粹主义中国化乃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产生重要影响，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大改造”的持续加速、“三面红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社会运动的开展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稳固，均彰显着俄国“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潮的时代影响。 崇尚传统文化。 “均贫富”一直是底层民众自古就孜孜以求的梦想，这种思想一般被视为小农和小生产者的朴素愿望，即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 受小生产方式部分残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我国传统伦理本位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平均主义思潮在部分民众中仍有较大市场。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当代影响为例，如同有学者所谈到的： “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怀旧情结还体现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道德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恋上。有 9.2% 的人感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现在平等得多’，还有 25 ％的民众基本上认同这一点。 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状态比较单一的社会，四成民众持肯定态度”，“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 在此群体中， 51.7 ％的人是民粹特征显著者。” “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中国民粹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期；国民革命，农民武装运动引发的近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动员给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民粹主义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20 世纪 50 年代，民粹主义明显，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要求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规模大，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大跃进，依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民粹主义更是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期，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过分强调群众的力量，进行群众专政；指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让他们到农村接受教育；“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这时期的民粹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逐渐抬头，问题中国最简单的含义是指中国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缠绕；深层次含义则是指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由体制性因素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虚伪、伪善合流造成的，而各种缺乏统一协调的解决方案在解决一部分题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问题，导致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主要原因，第一， 从时代环境来看，当今中国在集体主义与传统伪善文化 在 市场经济混合中产生的贪污腐败、社会分化、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等问题，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第二，从传播工具来看，互联网的出现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民粹主义。第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看，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言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不能有效的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表现形式 网络民粹主义缺乏宏观、稳定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纲领，往往更加关注自己身边的民生问题。有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盲目排外，有的披上形形色色的 “维权”外衣，将个人利益忽悠成群体利益，将经济诉求曲解为政治诉求。 一是国家主义，当一定程度的爱国情绪与较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极其有限的政治认知程度和较低的政府满意度这三者结合起来时，就可能滋生民粹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 文化 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成为凝聚 “民众”的手段。热衷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只要称之为“革命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二是极端平均主义，要求“均贫富”，实现财富均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三是当 公务员 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不幸。 民粹主义，由于其本身特性，最易和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结合。这二者一旦结合起来，双臂合流，就会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一切，摧毁一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臂合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危害。一场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一场是上个世纪的文革。这两场运动有很多极其相似的共同点，一个是强烈的排外，再一个就是彻底地反智。现在似乎看到第三次合流的潮头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在经济上主张平等化、均贫富，甚至主张劫富济贫，推倒重来。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拉大的贫富差距严重不满，具有严重的仇富心理。用平均手段夺取富人的资产实为不妥，平均倾向是社会的倒退。 在道德上主张道德只存在于底层群众之中，民粹主义的道德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只是代表底层人的道德，本身就是一种不公，而一个没有法治和程序的民族只是处于野蛮社会还未开化的民族，只有代表民众利益的良法且保证程序的正义才具备现代化国家的资格（社会正常的方式是争取个体或团体以平等人格以平等对待。各项政策和具体制度变革涉及权利、自由、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破除 “庄家通吃”的差序化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或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不公。）。民粹主义代表了平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目前中国的平民还在社会上占相当大比例。 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自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临诸如分配不公，东西部、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鼓吹民粹主义的人把这些问题统统归结于是改革造成的，有的甚至把改革前的中国描述成一个“理想国”。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把中国面临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是开放造成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民粹主义者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号，好像只有他们最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往往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好像他们是最爱国的。你如果不赞同他的看法，就是“汉奸”。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民粹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要害是反对开放。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往往会打着民意的旗号，绑架权威从政者。 民粹主义最终发展成为集体主义，并且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压制个人主义，以维护群体利益的名义压抑甚至取消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与 专制 政治相联系，追求绝对民主从而滑向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天真地为财产直接税叫好，以为不会收到自己头上，以为财产直接税真的是只收富人的，是 “刧富济贫”的好税。财产直接税是政府向全体国民的消费品在征税，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不要以为财产直接税涉及的就是富人。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96% 的城镇家庭已经持有住房，中国民粹主义有没有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他们是否住在天桥底下或马路边？ 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是二千年来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是农民阶级一种乌托邦社会的愿望而已，打造的只是时刻想 平均 别人的民粹。民粹想要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乌托邦社会。梁启超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一个不能正视自己的农民意识，没钱就平均别人的历史造成深重苦难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 黑暗 2021-10-13
- 封建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就是宗法制度，宗法血缘---传统社会属农业社会形态，由家庭为中心辐射和扩散的血缘关系形成农业社会的主要联结纽带。小农经济形态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孕育出一个重视血缘关系，强调群体意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传统极权社会。 农民的初心 古代政治流氓的最高理想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行动准则是：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原则与道德是非。鲁迅先生揭示出历史就是人吃人的实质的现代重演。有人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氓史，与古代文明史对应传承，是流氓与流氓之间的非理性争夺的历史，无数次所谓的起义、革命，不过是流氓之间大大小小的群殴而已。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有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心怀初心时没有意识到革命者自己也无法摆脱黑暗的封建文化影响。 封建流氓文化与封建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对古人心理的影响 封建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 由于皇权与官僚阶层掠夺社会财富的需要，寄生使封建流氓文化繁荣，他们大规模网罗和利用流氓，国家权力流氓化，推动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泛滥。流氓意识是深层文化基因，流氓行为是文化表现，专制是“流氓文化”的温床，封建政治流氓要利用“流氓文化”巩固自己的统治。宗法塑造了古人的性格。 阿Q式的古人像农业社会形态下极端自私的宗法农民思维(打土豪，分财富，睡地主老婆，财产公有，然后权力私有），就如同看到一个远古身披麻布的缺德农民为抢夺资源脸上露出狡诈的笑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常被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小农经济孕育宗法文化，农民意识本身就是产生封建官僚和皇帝的沃土）。 威尔海姆.赖希的权威主义性格：在集权体制强大的压迫之下，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对自我个性的强烈仰制；底层人物对专制权威的渴望---普遍热切地希望通过获得权威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必然造就卑劣国民品格。在权威主义环境中，使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得以充分膨胀的更为广泛路径就在于：越来越多下层国民努力使自己流氓化，并由此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资格。封建社会中的流氓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支配下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之中，通过依附利用权势，欺诈钻营等手段而谋生。流氓意识成为普遍认同的心理，崇拜深入人心，重新坚固其不可撼动的奴役力量。 陈宝良传承鲁迅出版《中国流氓史》，揭示古人身上的无赖性、流氓性。宗法儒学就是为了推行“官本位”，所有封建政治流氓，基本上全都是从传统文化同一模式铸造出来的政治流氓。鲁迅对传统伪善文化的揭露和批判: 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好话说尽的人往往坏事做绝，鲁迅塑造了一系列流氓、无赖和地痞气息的形象。古代专制得以维系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宗法这样的栋梁和柱石支撑，传统文化极度黑暗。 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宗法制度。古人一直生活在不撒谎就难以生存的环境中。千年专制传统是造就古人撒谎骗人习惯的最根本原因。这是说不出口的真理，也是古人的生存智慧，代代相传，屡试不爽。 古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宗法血源让他们只关心家庭、亲属、朋友同自己亲近的人，对毫不相关的人自私冷酷，对其所受苦难不但漠不关心，有时冷眼旁观看笑话。诚信存在问题，古代很多去王朝投资的外国人，假如无官方背景，常被搞得血本无归。社会本身诚信度也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随着社会日益腐败，几乎每个封建王朝的社会成员都从中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封建王朝官员财富来源非正义，权力来源不合法，他们会想方设法扭曲公共价值观，摧毁古人的良知，用歪理邪说包括使用暴力让古人认同，放弃个体、屈从于集体，屈从站位，随大流不吃亏，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古人内心极度自卑很在意别人是否谈论王朝，以此煽动民族主义，垄络人心。延续了封建权贵宗法流氓的非法利益和以压迫他人为生的伟大事业。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的规则就是一种权力意志规则。握有权力的人可以凭借手中握有权力和资源的强制性，对他人施加一定的利益意志，并使其服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即使这种利益是不合法的。流氓规则控制下的芸芸众生，无论有权无权，都是被权力扭曲的人。他们没有理想，没有精神追求，没有人格尊严意识，唯权力是从，唯欲望和实利是从。拥有权力的人只想着如何扩大自己不受节制的权力，如何以权谋私，以权纵欲，没有权力的人只想着如何以种种不正常的手段博取权力。 封建社会都在流氓化，基层民众、知识分子、官员、执法机关、执法人员、王朝政府都在流氓化，都在暴力化、土匪化、流氓化、无赖化、无耻化，他们本身就是侵犯人权为生。封建王朝的流氓本性是不分内外的，对外对内都会耍流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平民百姓没有自由和人权，受欺侮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流氓文化塑造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玩弄流氓政治，王朝官员流氓化和封建政权流氓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流氓凭着在黑暗社会中历练出来的流氓伎俩，充当着统治阶级的鹰犬，扮演着欺压平民的黑势力的角色，流氓的盛世使封建社会失去公平正义。 古人缺少自我统治的勇气，缺少政治权力意识，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甚至有意无意参与对他人的迫害。 汉娜?阿伦特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平庸的恶。艾克曼是纳粹军官，仅1944年3月至6月，他就把70多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审判时，艾克曼却为自己辩护说他个人无罪错，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古代谈论清朝人 清朝人的各种欺骗手段可以写一套很有趣的书。贪婪、欺诈、自私、自大也是清朝人的习性。由于他们十分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们明白如何保全脸面，掩盖罪恶。他们手法非常狡猾，做的事情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暴露。——【法国】杜赫德神父《中华帝国通志》 在清朝，上至尊贵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做。清朝人的欺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人们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离不开欺骗所形成的天罗地网。这个体系是如此恶毒、堕落，要想将它除掉，就必须对整个满清社会进行彻底整顿。所有的治疗都是不彻底的，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美国】阿瑟?H?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流氓意识已经内化为古人的性格。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深入流氓政客的血肉之中。
- 《春秋公羊传》 2021-10-13
- “大一统”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西周开创分封制，分封同宗，以树屏藩，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通过分封亲戚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构筑一道屏障和藩篱来巩固周王室。分封制导致了诸侯王做大。 在春秋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弱，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其实已经没有诸侯再听他的话了。诸侯群雄争霸，图强求存，战国七雄先后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变法。魏国处于一个中心地区，在魏国的四周有齐国、楚国、赵国、秦国，魏国在这四国的包围之下，一旦开战，四周都会受到的严重的威胁。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变法的序幕，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止，各国变法持续了两个世纪左右。魏国李悝变法最早，为各国变法做出了榜样，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的大成，坚持到底，为秦国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战国后期，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将“一统”理解为消灭对手、统一天下。 春秋后期的孔子意图通过维护周公所定之礼实现“大一统”，“礼”是实现大一统的工具，通过“礼”以别君臣，明确统治秩序。所谓的“大一统”便是在总体上恢复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地位，恢复周王朝的礼法，即上下尊亲的等级地位与天子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思想寄希望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王”来实现大一统。礼坏乐崩：诸侯们都在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图谋发展，寻找思想根基。诸子百家争鸣它们都希望自家思想可以成为统一社会的学术思想，从而为构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提供学术思想支撑。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诸侯都希望摆脱周天子的束缚，不符合各诸侯意图，没诸侯喜欢他的思想，不受推崇，处处碰壁，各国拒收。 相传《春秋公羊传》最早的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大一统“，字面意义就是“尊崇正统”。周王朝是礼制社会，非常强调礼制秩序。历法必须由由周王来颁布，它代表的，是周王统治的合法性，各诸侯国使用周王颁布的历法，就是承认周王的合法统治。到了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礼坏乐崩”，诸侯不讲规矩了，不再使用周天子颁布的统一历法，而是使用自己的历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人建议重建西周分封制，分封赢氏皇族，朝堂上公议遭李斯强烈反对，李斯认为周朝最初分封的都是姬氏王族，但是最后彼此攻杀，完全没有了同族、同宗的情分，分封没意义。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训，废除分封制，为保嬴政直系血亲接手江山。 西汉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结合分封制和郡县制两者的优势，推行了郡国并行制。将自己的宗室子弟分封各地为诸侯，同时又任用自己选拔的官员，形成相互制衡之势、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史记》汉高祖刘邦晚年与群臣杀白马为盟，相约如果不是姓刘的做了王，一起共同灭了他。汉景帝时期，众多刘姓诸侯国掀起叛乱，也就是七国之乱，平定叛乱以后分封制再次被汉王朝弃用，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免。 汉武帝时，董仲舒从《公羊传》中读出了“大一统”，提出文化上的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把儒家思想放在至尊地位，制定出了一套百姓的日常生活应该遵循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倡导建立一个疆域、文化、制度等全方位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大一统思想，就是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的统一。 政治上的统一，天子是天之子，他代表着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天就是要服从天子，历代帝王都试图通过圣化自己来显示自身享有天命，拥有无可争议的合法地位。汉武帝时期之所以推崇儒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君权神授，这种儒家思想非常有利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中统一历法的意义，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统一。 “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将君臣制度、君民关系深深地刻入人们的心里，大一统”观念深深地融入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自汉武帝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是南北朝时代的长期分裂和儒学相对式微也未能彻底打破这一状态，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各朝统治阶级在上台后马上会发觉儒学是最为适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获取政治稳定他们必须取得儒家的支持，这就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宋代有专门管理笔墨狱的机构叫皇城司巡察，主要监视管制民间言论出版诗文舆情再依律处理机关，其实就是控制人们思想言论的机构。有三级机构，最大的是亲事官、次的是亲事卒、再次是逻卒，逻卒就是巡查民间，监视民间老百姓私生活及其言论，专门从事偷窥、偷听、告密，抓人勾当的官员。亲事卒和亲事官是负责将抓来的人拷问和处理案子的。民间一旦有个什么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舆情，这些人马上闻风而起，将制造对朝廷不利的言者说成是“诽谤朝政”捉拿归案。 明朝朱元璋分封自己的儿子们驻扎关键的地方，掌握着军事重镇的军事力量，形成九大塞王。朱允炆继位进行削藩引起靖难之役，朱棣接手后对于各藩王进行了打击，最终将这些藩王势力全部消灭。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基于自己的出身经历，怕文臣武将不服不忠，权欲极重，设置锦衣卫和东西厂以驾驭不法群臣，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皇权。自卑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怕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就会产生强烈的压制别人的暴虐念头，以求心理平衡。大兴笔墨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镇厌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被诛者达十几万之多，儒生从此不愿入朝为官，诈死，佯狂，从此不敢自由思想。 满清为了毁灭民众的抵抗意识，树立统治权威，剃发易服、诛城、笔墨狱。汉族士大夫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镇厌知识分子和防止汉人的抵抗，大施笔墨狱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厌对自己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满清转战烧杀37年，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两亿减至1660年的5000~8000万！康熙帝下令撤藩，引起三藩之乱，半个中国陷入战火，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封邦建国从没有在历史当中消失过，无论是依旧遵循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制，还是封建集权，是维护家天下极为重要的手段。“大一统”的观念，制约着中国的政治秩序治理模式，更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心理状态，维持着帝国时代的国家版图。 封建“大一统”思想是蒋介石统一思想的主要来源。古代的大一统是家国同构，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大一统是党国同构。古代大一统下的最高统治权在皇族内交接，在大陆时的国民党那里，最高统治权在党内部交接。近代中国经济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与国家权力密切结合，以统制经济形式及其非市场化取向为主流，这一基本格局和根本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权力思维和集权主义的潜在影响分不开的。 儒家思想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人们认为，似乎只有大一统才能消灭战争，人民才能和平安定。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千年的灾难。自大一统确立后，尚未出现过西式的和平权力交接。铁桶一般的社会，禁止任何变革，为两千年的思想禁锢开了先河，大一统导致治乱循环是千年苦难历史的重要原因。历史依旧停滞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
- 清末立人 2021-07-19
- 封建道德伦理和强权统治下，清朝人的人格是不独立的，意指个人不具备独立、完整与自由的人格特质。黑格尔把封建伦理排斥在人类精神之外，清朝人的人性更接近动物性，一个动物性发达的封建社会，只能适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 鲁迅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将人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独立自主的人格观和平等自由的权利意识，这是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广大人民在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和强权的统治下，个人的意识被压制、摧残，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封建统治者都不希望百姓有独立人格，独立的人格就意味着尊严，就意味着要人的权利，如果百姓获得了尊严意识，皇权就玩不下去了。 古人的道德学说是为帝王的政治服务的，宗法儒家强调等级意识，严格遵循人格依附关系，依附于权力。 清朝人淹没于宗法儒家关系网络当中，作为人的独立与自由的基本权利被社会漠视，这造成清朝人的人格特征明显地表现为习惯于依赖和从众，对事物的判断常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对事物不具有思辩的能力，平民更是慑于专制的淫威，思想变得麻木，不敢也不愿为天下先，甚至于养成了奴性思想与苟活心理。 封建伦理道德观，重视循规蹈矩的人格修养，贬抑个体的独立与自由。鲁迅形容为几千年的历史只不过是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感慨在制度和思想的禁锢及封杀下，“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传统的儒家文化有阻碍个体独立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倾向，这些世代相传的错误观念阻碍了文明进程。儒家的道德观发展为吃掉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时、儒家的礼仪异化为森严的等级意识时，被封建礼教毒害的民众只能在自虐和自辱中求得较为安稳的生存条件和可以有所发展的空间，当他们习惯于这种环境和思维模式后，也就不能接受任何的变异和挑战。 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在传统社会下家丁、佣人的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大清帝国统治下，许多清朝人的幸福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厚颜无耻，突破伦理底线。一个个体通过某种手段盘剥另一个个体的生存资源，同时，也必然损害此个体的超我人格。强权崇拜和宗法儒家伦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古代权贵阶级可以肆意侵犯和剥夺民众表达诉求和道德情感的权利，官僚们疯狂掠夺和尽情盘剥导致丛林法则盛行，社会价值观严重扭曲和全面颠倒。广大底层民众深受腐败官员和地方黑恶势力欺压盘剥、遍地冤屈、穷而无告且不断加深加重，由此带来社会上报复泄愤情绪全面高涨。而博爱精神和与人为善的道德情感却日益萎缩退化，甚至被仇恨暴戾情绪和倾向完全取代。 在鲁迅看来，要“立人”则必先破除人格依附的弊害，张扬人的独立个性，养成人们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和个性得到张扬，人们渐悟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自主自觉之精神、平等自由之观念得到发扬，实现了“人”的自觉，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家庭的精神 2021-07-10
- 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以家族为主要运作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一切制度的根源，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是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 黑格尔认为，决定大清帝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的，最终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基础上的、国民的未成熟的孩子般的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奴性精神。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自由的因素，文化属于“幼年文化”，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更谈不上主体意识的自由。 黑格尔：大清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帝国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依百顺，在这个自由精神尚未开展的东方帝国里，奴隶的性格一定是驯服的、软弱的、卑贱的、无耻的。臣民的道德品性实际上就是低劣败落的奴隶品性，国民性就属于那些接近于动物的族类。 皇帝用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黑格尔：皇帝对人民讲话，始终带着威严和父亲般的仁慈以及温柔，而人民本身却只有微不足道的自尊心，认为生下来就是为了给皇帝的政权拉车的，沉重的担子在他们看来是必然的命运。在帝国，人人平等，但只是被奴役的平等。从官吏到百姓，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暴政面前，人人平等。黑格尔强调奴役性的或不自由不自觉的内在精神塑造了东方专制主义。 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帝王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宗法伦理被大肆宣扬，宗法制为阶级社会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思想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需要百姓出力时才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只骂昏君不骂皇帝，只推翻暴君不推翻暴政。为宗法所牵绊，为儒家所禁锢，是社会难以进步的最深层的原因。谢林：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4000 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黑格尔断定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滞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没有进步也没有未来。 明恩溥：清朝人往往有一种忍受苦难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在困境中生存，于绝望处抗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美好的未来有强烈的向往，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无所期望，无所期望则无所失望，艰难困苦也就自在平常了，所谓知足者常乐。 这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官就是为了追逐名利，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在清朝，富人大都是权力的所有者或以权力为靠山。清朝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黑格尔：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一种“家庭的精神”。家庭的精神成为中国精神，制度，不过是其表现形式。家庭精神主导下的政体就是一种家长制的专制政体，作为家长的皇帝，代表着普遍的意志，没有国家必须的、体现自由的法律。法律制度只能是专制统治工具，而不是人民权利保障。清朝百姓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想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压迫，遭受践踏。帝王或者官员可以按己意随时行使手中的权力，百姓无意寻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对此毫不担忧，皇帝父辈般的仁爱在处罚时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认。当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丢脸，没有公道感。地方官都以父权为基础可以任意惩处轻犯者。人人都沦为奴隶，只要最小官一点头，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还得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为麻烦了官府教育自己而谢罪，极恭顺地感谢施刑者父辈般的关爱，让他改正错误；受罚者必须完全顺从，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级完全服从上级，结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足以抹杀、消除人性的一切尊严，这是人类的耻辱，以致不幸沦为奴隶的人再不知廉耻为何物。这种促使社会稳定的思想（宗法），是基于所谓的权力原则，所谓统治者父母般的关爱，被统治者的忠顺，不如更恰当地解读为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提到：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他们极大的不道德。 百姓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大清帝国落后的原因是人内在精神的黑暗，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 《风波》 2021-07-10
- 《风波》描写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之后，因“张勋复辟”，为辫子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风波。 七斤是鲁镇一个以撑船为业的船工，由于每天要撑船进城，“很知道些时事”，便成了闭塞的乡村中一个消息灵通的见过世面的人物。 此前在共和改朝那年他进城后被人剪去了辫子，这天他在城里的咸亨酒店听传言说皇帝要回来，又要辫子了，七斤听后惶惶不安。他只知道，剪了辫子就有进城的“自由”，就能挣钱给一家老小吃松花黄的米饭和好香的干菜。只要保住这米饭和干菜，辫子的有无关系并不大。所以一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流言和赵太爷的威吓，就为没有辫子而哭丧着脸，惊惶不安。 傍晚人们吃饭都会到土场，赵七爷出场，七斤嫂知道赵七爷是不轻易穿长衫，三年来只穿过两次，而每次都一定是于他有庆，于他仇家有殃的，现在是第三次。七斤嫂想到以前七斤曾骂过赵七爷，便立刻觉到七斤有危险，心跳起来，惴惴不安地陪笑询问。引出赵七爷的一番吓唬：拿着清王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天条，当众判了七斤的“死罪”。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不学无术，精神贫乏，空虚，阴险凶狠。从《三国演义》中接受和加固了忠君的正统思想。皇帝坐龙庭的风声传来，他便自动出来向人们“要辫子”。这种人不管是什么社会都只是想当别人的奴才罢了，改朝只是让他换了主子。这类人自称是封建礼教社会的代言人，却没有为辫子献身的决心，机会一到便倾巢而动，机会一失又蜷缩如常。赵七爷把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了下来，过了几天又盘了上去，反映了赵七爷随机应变、毫无操守的性格，明哲保身的做法，来苟且保全自己。这是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明哲保身，更多地表现了趋利避害的本能。 七斤嫂精明泼辣，在一些事情上有她自己的见地，也颇为敏感。根据她对赵七爷的了解和他的辫子由盘顶到放下，她已觉察形势的严峻。她预感着气候的变幻，比天天进城的七斤还敏锐。可是，由于受到极端自私家族文化的精神奴役，她的精明和敏感，只是用在个人和家庭的得失上。对赵七爷的兴师问罪，对七斤的处境，只想到的是他连累了一家人，不停地埋怨指责，平时生活中的怨恼都不自觉地暴露出来。七斤嫂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的个性描写，典型地概括了国民性中随机应变、耍赖强辩、欺善怕恶、不分是非、泼辣粗俗、伶牙俐齿、巧滑卑怯，自私，落后，愚昧，麻木，生活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她身上这些劣根性在普罗大众身上普遍地存在着。 村人们呆呆站着，他们想到七斤往日那见过世面的骄傲模样，对七斤遭难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觉得有些幸灾乐祸，心里肯定七斤没辫会没命。直到七斤熬过了无辫之灾，他们才又“给他相当的尊敬……”“大家见了，都热情地招呼”。冷漠，明哲保身，幸灾乐祸等劣根性在鲁镇众生身上表现了出来。 《风波》展现宗法社会根基的颠覆，把人们在封建礼法外衣包裹下的真实关系揭示出来，展现了虚伪和残酷的社会思想环境。《风波》展示七斤这一家饱受奴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为动物性的生存而扭曲了基本的人性。他们的苦难被人排斥、被人漠视，民众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表现出的对比自己更弱者的欺凌而暗自欣喜，是人与人间的冷漠、疏离，是对别人痛苦的鄙夷、蔑视，人们的是非之心被私心所吞没。 辫子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百姓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依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地。保守、落后、愚昧、麻木的国民性仍未受触动，弱者还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摧残，现实依然黑暗。 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伦理道德的面具，从人的潜意识到病态社会，对沉默的国民灵魂，对黑暗旧社会的揭露和控诉，像匕首投枪一样，深深刺进黑暗旧社会的心脏。
- 流氓的盛宴 2021-04-11
- 易中天说：历史是由流氓导演并主演的。所谓历史，不过是流氓的历史。 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是：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方式谋取生存，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处于被动接受侮辱和损害，同时也主动欺凌和羞辱更弱者。他们崇信强权，欺软怕硬，轻视生命，没有道德责任感。他们大胆求变，爬上最下流的上流社会的欲望相当强烈。无是非无原则，沦为强权的爪牙和走狗。他们为了目的会不择手段，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勾当，非常厚颜无耻。 古人心理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流氓性，而造成流氓文化蔓延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则是古代中国的极端专制主义政体。强权崇拜和奴性特点的奴隶文化理念为这种流氓意识和流氓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罪恶的温床。 封建社会风气的流氓化和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起来，它是政治流氓化的结果，是专制体制腐朽的产物。流氓势力的恣意横行，无不是以专制权力的膨胀，在专制者日益疯狂的权力和财富贪欲驱使下，流氓才得以横行无忌的。 约翰?穆勒：民主制度如果不在小事情上贯彻民主原则，而只在中央政府一级实行民主原则，则不仅不会保障政治自由，反而会造成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致使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对统治权怀有欲望和野心。在一些国家，人民所渴望的是不受暴政的统治，而在另一些国家人民所渴望的则仅仅是人人享有实施暴政的平等机会… …个人总是习惯于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那么民主制度在人们心中培养的就不是对自由的渴望，而是对权力和地位的无限贪欲，人们的聪明才智就不会用在正经事情上，而是用来勾心斗角,争名逐利。 古代流氓不仅投充胥吏、衙役，把持衙门，横行一时，欺凌百姓，而且投靠太监，进入政治领域，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封建政治，更加增添了几分流氓习气。 《金瓶梅》中以西门庆为首的“十人兄弟会”，显然就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早期，西门庆就是以此为依托，横行于清河县城。在攀附上蔡京后，更成了执掌山东刑狱大权的提刑所长官，相当于总管省警厅，省法院，流氓头子执法是严酷的现实。 明朝魏忠贤入宫后依靠种种诡诈残暴的手段权倾天下、荼毒朝野。宦官刘瑾气焰更大，当时北京城有“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之说。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众多无耻官员以同样的流氓手段助纣为虐，并为流氓大建生祠以歌功颂德。明朝武宗朱厚照甚至亲自网罗大量流氓并慷慨封赐。风靡之下，四方流氓恶棍们如鱼得水。权臣也与无赖相勾结，公开和空前大规模招揽流氓地痞充当亲信和打手。 在古代专制权力日趋强化、无孔不入和暴虐贪婪的情况下，由政权自上而下对流氓的公开招募纵容，及其巨大利益诱导之下成千上万古人对流氓文化的群起效法，应势而兴，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不明身份临时工）。 王朝当政者迷恋特权，以为只要牢牢掌握暴力和谎言，就能使江山永固，子孙万代永享奴役别人的幸福，而幕后庞大的封建权贵家族只想尽快彻底掏空这个国家。采取暴力镇压，发扬奴性文化洗脑，普遍缺德，好让他们的子女后代安心富贵生活。这些封建权贵流氓具有“国家行为”的强悍并扫荡了社会每一角落。他们天天践踏法律，反而成为公平正义的代言人，压迫者成了被压迫者的救世主。如《镜花缘》里的“两面国”，伪善两面人，表面上好话说尽，实际上坏事干绝。好话说尽的人往往坏事做绝，这是说不出口的真理，也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代代相传，屡试不爽，导致一个民族的集体流氓化。 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民族”；赖希认为专制政体会造成“权威主义性格”，即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基本侧面，一面是对政治权威的畏惧，由此导致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另一面是对专制权威的渴望，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 朱元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百姓家庭中一人对朱家不利，影响全家。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古代权势阶层掠夺国民财富的贪欲普遍而强烈地呈现出兽性化的趋向，因此他们敛财完全不顾忌弱势群体的承载极限和起码的制度制约。实行血腥政治压迫和经济抢掠，维护其统治，导致新生人口下降，通货膨胀。而加盟的古代流氓则锦衣玉食，家族繁荣昌盛。最后弱势群体揭竿而起，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迎来新的流氓，成了中国历史周期律。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由此一个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恶人当道，人人只能明哲保身，再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流氓无赖却肆意妄为，已经到了忍受坏人的猖獗的程度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当事态严重了，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变得麻木不仁。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1867年就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敢相信。因这时洋务强国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富国强兵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腐败黑暗，推断清朝将灭亡。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说得更有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国与民争利，国有金，财归权贵私有，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普遍贪腐，不但不作为，而且为非作歹相卫，忙于敛财，社会道德败坏。 其三是说，贫富不均，权力两极分化，财聚于权贵之家，妻儿留洋，公开或者隐蔽地将资财转移到国外，宗法文化价值观主导下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想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别人再打天下坐天下循环往复的历史。 古代极端自私小农文化价值观造反者往往在打天下时全都是打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旗号，替天行道，奉天承运。造反只是极端自私小农文化价值观古人改朝换代的工具，并非想要建立什么自由的社会，一旦江山得手，食言自肥。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小农意识古代统治者重新变成压迫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此溶入中国古人基因里。 黑格尔：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 这是何等可悲! 这是何等残酷!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
- 汉服 2021-04-11
- 中国自古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汉服承载着深厚的礼仪文化。郭沫若说过：“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服饰与人类和社会的关系。 儒道思想文化对汉服有深刻影响。儒家文化对服饰制度格外重礼，可以说汉服的基本精神往往源自儒道思想。从形制特征、历史发展、精神内涵等方面均可看出传统服饰受儒道文化的浸染。 汉服是儒、道等不同文化形态相互融合，通过历代王朝推崇周礼和仪式形成千年不变的礼仪衣冠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北方游牧民族服饰优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倡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维护西周社会的等级制度，主张一切衣著装束都必须以礼来约束个人。 进入汉朝后，服饰更注重等级制度。汉朝的服装礼仪制度由汉高祖的太常叔孙通依据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所制定。而后，经由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对冠服制度的影响格外明显。从一个人穿着的服饰就可以直接看出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汉朝是中国封建王朝以中央集权的国家概念最早、最完备、最先进、最强大的王朝，汉人的称谓由此而来。 宋代由于面临外族的频繁侵扰与藩镇的割据和分裂，统治者对社会思想实行严密的控制。宋明时程朱理学应运而生，强调封建伦理纲常，强化对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渗透社会各个领域，使人们普遍处于压抑与禁锢之中，所以，宋朝服饰文化显得朴素、保守，色彩清淡。统治者的冠冕衣裳华丽异常，重装饰，尚繁丽华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危机悄然蕴藏其中。 明朝衣服的等级制度严格，颜色、样式、配饰均不可越级穿着佩戴，否则要受到律法的制裁。吸收蒙古袍的特点改进，曳撒随之产生，为大家所熟知的锦衣卫形象“飞鱼服，绣春刀”中的飞鱼服即是一种曳撒。 审美意识 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意识深受古代儒道思想影响。汉服文化是反映儒家礼典服制的文化总和，贯穿西周到明朝的儒家书史体系。中国汉服传统的上衣下裳，就是象征天与地的上下分野，阴阳、尊卑相对。上衣下裳不可颠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乱，则民志定、天下治矣。深衣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成矩形以应方，代表做人要有规矩，下襟与地面齐平，代表权衡。云肩象征“天圆地方”，讲究方正、中和，行为有规范，“天圆地方”所表现的真正价值——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人又是社会整体的一部份，人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天是人道德规范的本源，天和人自然的合而为一。 等级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突出地位的工具，对等级和礼的重视贯穿整个汉服的发展史。重礼的思想体现在服装形制、配色装饰、着装礼仪等各方面。服饰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 等级观与宗法礼仪制度对汉服的影响。中国古代汉服的风格流变，可谓千变万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礼。中国古代汉服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方面千古不变的内质，就是分贵贱等级，这也是“礼”的本质。自从周公制礼，上层的社会服饰就以此为准则，完善制定一整套衣冠制度。虽各朝沿袭时各有增减，但这种“分贵贱，明等级”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无论怎样变化，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别在服饰中的体现不会改变。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与确立，从此服饰不再是简单的日常之物，而成为“分贵贱，明等级”的载体。 礼仪 古代所谓“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坐时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随着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周礼》对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作出了严格规定。汉朝以后跪拜成了一个体现等级差别的礼节，起到了维护、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的作用，起到了对人民加强其阶级统治的作用。 封建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而维系权力独裁和攫取最大量的国民财富而利用宗法儒学造就等级制度，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中国人被抢掠出了高潮，以身为汉人穿汉服为荣耀，享受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自豪感。
- 《头发的故事》 2021-03-14
- 汉代独尊儒术，让你蓄发以示忠孝。蓄了发，便认了作忠臣孝子的本份。1644年清兵入关，开始强迫汉人留辫子。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用来挂头的。目的就是使汉人从身体到心理上做到臣服，通过对人心理上的威慑而使人甘于被奴役的地位，使被奴役者在抵抗、适应、同化中由被动的奴役转化为内在的心理审美需求，成为支配他们审美价值判断的标准。为实现这一目的，清军残忍地砍下了千百万个头，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饱含着中华民族多么深刻的灾难。到了清末，没有辫子就成了“反叛”了，满人的辫制，也成了自己祖宗的家法，不仅自己欣然接受，而且容不得他人的冒犯和僭越，国人此种的心态，复杂而又可恨可悲。 鲁迅《头发的故事》的主角N先生在清朝末年留学东赢时剪去了作为大清国臣民象征的辫子，此举招来“无辫之灾”，让几位盘辫子的同学们感到“很厌恶”，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N的官费，差点被断送了学业。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被邹容剪去辫子逃走了。回国后，为了生计谋职，他被迫装上假辫子，可是却招来旁人的“冷笑”，甚至险些被告官，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因怕国民党江山易手成功，得罪新的得势政权，才作罢。N先生欲退让不能，想抗争也不能，无所适从。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的灵魂，他陷入了一个无形的牢笼，绝望的境地，感受到“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临危险”般无可奈何的痛苦。在剪辫子的问题上，受到的传统势力的抵制，绝大多数人成为文化痼疾的主动践行者和自觉维护者，做稳了奴隶之后，绝大多数人把没有辫子视为“反叛”，辫子与民族的命运就紧密相连了，中国人的辫子名分信仰，竟然顽冥到了近乎图腾崇拜，这是何等可怕的奴隶性的“国人的魂灵”！ 电影《神鞭》，清末民初的天津卫，小贩傻二以祖传辫子功打败东赢武士，享誉津门，被誉为“神鞭”。老乡刘四叔随义和团来天津找傻二，傻二从刘四叔口中了解到祖上原来练的是佛门的问心拳，需剃光头。清军入关后，男人必须留辫子，祖先于是把功夫改用在辫子上，创出了奇异的辫子功。金子仙开导傻二说：“洋人想偷神鞭，意在夺我国民之精神，身上的毛发乃是祖先的精血凝成，一根不得损伤，你该视为国宝，加倍爱惜。”傻二感觉脑袋后面好像拖着整个大清江山那么庄严，那么博大，那么沉重。辫子功不能外传，傻二娶菊花想把祖宗的功夫传下去。欺善怕恶的地痞玻璃花，剪发换装混得在新社会重建个人势力的机会。思想一样封建，换汤不换药，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实在的变化。 辛亥革命一个突出的标识是男人都剪掉了辫子，封建传统思想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占据着他们的头脑，同时也顽固地统治着社会，人的意识并未在民众的心田中播下。辛亥革命对于精神层面的无形之辫，对于民族意识深处的帝制观念和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奴性丝毫没有触动，奴隶们仍然麻木。 辫子凝聚了在满清的刀与汉人的血的威逼下养成的深厚奴性、对历史伤痛的深度健忘甚至毫无察觉、对正统观念的盲目认同。即便说这一根辫子上体现了国民的全部劣根性也并不为过。头发的故事里，所隐含的是无尽的伤痛。 中国人的命运顶多是一群留辫子的投机者，用武力征服了已经没落的留辫子的统治者，历史的死结依旧没有打开，仍然步履维艰，中国人注定还要继续重复。 鲁迅说：“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一条辫子的革除，反映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许寿裳说：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
- 狡诈的中国人 2021-03-11
- 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民族”。 中国人经常被称为是一种最善于诡秘狡诈的人群。 地理大发现时代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就发现中国人的礼节客套特别繁琐，有人却认为过分的礼节说明虚情假意，暴露出中国人虚伪的本性。 巴罗：他们在谈吐交往中表现得极其单纯直率，实质上他们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 赫尔德：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上至皇帝的社会各阶层，甚至那些早已作古了的列祖先宗都在传播这种礼俗和义务。他们所有的文字、格言警句，所有的经书典箱、所有家庭内部的和社会公共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治国方法统统都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并受其制约。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 黑格尔：“中国是家长式专制的典型，残暴的统治、绝对的奴役，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与缺乏安全感，使这个民族即使充满了道德教条，还是欺诈成风，道德败坏。因为专制消灭个人的荣誉感，培养自卑意识，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有自发自律的道德律令。”关于中国人的欺诈本性，黑格尔的解释则在于中国人的奴性。 “贪婪、欺诈、自私、自大也是这个民族的习性。欺骗常见于老百姓之中。诚实确实不是他们喜爱的美德。由于他们十分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们明白如何保全脸面，掩盖罪恶。他们手法非常狡猾，做的事情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暴露。他们十分在意各种关系。中国人自私，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要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法国】杜赫德神父《中华帝国通志》 小农经济土壤萌生宗法社会形成等级特权结构，在这种文化氛围笼罩下，极端虚伪的社会不能说真话，不撒谎就难以生存，成就了中国人一副农业社会形态下极端自私的小农意识狡诈面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清楚，“满嘴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通过诡秘狡诈进行自我保护，帮助了他们在无论多么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的延续和存在，撒谎造假就成为了一种生存的需要、一种习惯、一种本能、一种生活方式。 权力摧残天下之廉耻，造就出充满诈伪的“无耻国”。 梁启超《论私德》分析专制政体如何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由于专制政体之造就。所以专制的国家，无论上下贵贱，个个都以奸诈相对。中国人数千年生息于专制之下，如果想进取，一定要欺诈；如果想保全自己，一定要卑屈。其最富有欺诈、卑屈两种性格之人，就是那些在社会上占最优胜的位置的原因；而比较缺乏的，就被逆淘汰。 费正清指出，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主导地位造成的思想惯性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热衷于琢磨人，不善于琢磨事。 章太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鲁迅在《呐喊?狂人日记》写到：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自私的中国人 2021-02-22
-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共同的行为习惯、性格心理、精神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儒教‘仁爱’把自己的血缘亲族放在首位，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演化出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儒教标榜的‘仁爱’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伪道德。维护和强化宗法血缘关系和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亲缘私利，道德实践必然是伪善和深入骨髓的利己主义。只知有宗亲，不知有社会；只知有私人交情，不知有社会公德；只知有宗族血缘，不知有公平正义。只有动物世界的血缘关系，没有人类社会的理性关爱。中国人以‘仁爱’相标榜，实质上却是全世界最自私、冷漠、缺乏爱心的民族。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到中国来传教，写了一本叫《中国人的性格》的书，鲁迅很推崇这本书，也认同里面的观点。写到：“中国人不是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纯正的品性；中国人自私、冷漠，没有诚信，缺乏爱心，没有信仰，注重功利；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儒教的亲族关系之上的，所以他们只关心自己血缘亲族的好处，而对其他人的苦难则表现出惊人的自私与冷漠。”“中国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对他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中国繁琐的礼节目的在于维持尊卑关系，做到尊卑、长幼有序。”“中国人忍受能力超绝，一切来自权力者、权威的打压，他们都默默忍受，权力者只要给他们一丁点儿的光，他们便心满意足，绝不敢拼命抗争。”“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 “中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中国人不缺智慧，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 严复指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在严复眼里，中国人不是一开始就自私的，中国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在普通人不得过问国事，过问社会之事，甚至连与自己的有关的事情都不能过问这一专制社会的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大多数中国人逐渐养成了自私冷漠的习惯。严复明确指出，中国人的自私是由专制制度造成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鲁迅也曾谈到了中国人劣根形成的原因是出于封建礼教。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五大特点：一、充满奴性。二、甘于忍受暴虐，不敢反抗。三、没有公德心，缺少良知。四、民智低下，没有脑子。五、遇事退缩，缺乏进取精神。 兰德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人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 中国人喜欢讲道德治国，但是它只是一种愿望，只有有利于集体主义的道德推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伪装公共精神；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最服从权威管制，却不守规矩，爱国实质是忠君报国。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是不道德的。沈从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所高标的“不自私”背后，不过是“尊帝王”“信天命”的统治术；强调义务而不争取权利的伪爱国，遵守着几千年的儒家传统等级秩序，毫不尊重人权，只要求人民尽义务。 中国人喜欢讲“天下为公”，儒家的政治思维逻辑中，只要最高权位圣人代代相传，圣王立最公正之法，定圣明帝王的制度，一心为天下谋利益，这就是政治之“公”。在他们的政治观念中，“家天下”并不是“公天下”的反义词，也不一定是“私天下”同义词。凡是符合“圣明帝王的制度”、推行“天下之法律”的家天下王朝也是“公天下”，许多帝王公开标榜以实现“天下为公”为己任。儒家学说中的政治之公肯定了帝王的制度，经济之公肯定了等级之别，道德之公肯定了纲常之理。形成了一种民族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就是奴性和伪善。《礼记．礼运篇》概述了夏禹前后发生的变化，禹之前天下为公。禹之后：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说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了，天下的财产成了一家的私产。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并由子孙来承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中国有两千年专制传统，宗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大多数中国民众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具有极强的生活忍耐力和韧性，习惯了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生存。中国人是世界最能忍耐的民族，对于恶劣政治的忍耐，对于灾难的忍耐，对于艰苦条件的忍耐，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
- 义和团 2021-02-22
-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的劣根性在哪里？ 从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奴性文化的认同。义和团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国或中国奴性文化为认同背景，以“满清的主权”为核心，有根深蒂固的“奴隶性”思想，价值观就是要剥夺别人的人权,奴隶人格装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阿Q式奴隶主利益代理人维权。由于自身文化的黑暗，内心极度自卑在乎虚伪的爱国荣誉感（真正的民族主义定义如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奴隶人格的民族主义如太监主持的性生活运动。在中国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封建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被奴役导致变态心理不断暴露出来。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集权体制与奴性文化是相依为命的，鲁迅弃医从文，也无法改变人的精神，对策：不为个体，只谈理论因果关系。） 封建专制者利用奴性文化塑造国民性格之果 据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说：可能永远不懂五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平民和大队成建制已解除武装之南京军警两千人去屠杀！两千人，像猪一样任凭五个人屠杀。虽然那五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他们完全可以反抗，可是他们没有。 让人想起了多尔衮当年大兵压境所向披靡之。 多尔衮对进兵中原犹豫不决，满洲当时总人口几十万，八旗兵仅十万，中原人口却千万计。范文程谏曰：奸其妻女忍，刨其祖坟忍，夺其地屋忍,此等贱民何足惧哉？多尔衮猛然醒悟, 清兵入关，摧枯拉朽，役汉近三百年，中原个个口称“我大清”了。 扬州城破，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杀戮。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一个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民族，尊严经常被利用作为侵犯他人人权,统一思想的借口。 这样的民族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之下，整个民族像精神病态典型，是精神被奴役导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创伤。中国人呈现出集体流氓化，面对强权的就奴颜婢膝，面对弱势的就露出流氓本色，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转身就变成义和团，扶清灭洋。 中国人是软弱和暴力的混合体，软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负责而守法的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从而让他们直接暴露在政府官员的欺压之下，封建专制者笑称为特色。政府的不守法也为他们的暴力找到了途径，任何人只要能和政府牵上关系就可以实施暴力而不受到惩罚。长期的环境让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双重分裂人格：在生活中如同绵羊般的小心谨慎，以及在某些时刻突然像狂犬病爆发一样残暴。中国人的这种分裂无疑是最为严重的。 对于腐败官员的不满是中国人一贯的情绪，然而这种不满并没有让奴性文化中毒的中国人转化成对于官本位社会制度的思索。 对于中国来说，愚民式的爆发最终与封建王朝的煽动紧密相关，甚至封建王朝总是指望通过煽动获得利益，权力甚至扮演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于是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压迫者成了被压迫者的救世主，政府总是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对外或者对特殊群体。 腐败的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奴才，奴隶义和团视忠君为爱国，为了继续维护腐朽统治，取胜法宝是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己吹嘘自己“强大”，奴隶义和团对内帮助满清统治者统一思想，暴力围攻。 当这样的行为告一段落的时候，不管成败，中国人往往又成为了柔顺的羔羊，或者依顺于旧的政权，或者投靠于新的政权，以便积累怨气和经验等到下一次义和团骚乱。 资中筠: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 阿 Q的革命 2021-02-15
- 阿 Q 对革命毫无认识，阿Q原来和未庄其它受传统文化毒害的人一样认为革命就是造祖宗的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内心的仇恨似义和团爱国阿Q们练神打，念咒语围攻斗争，统一思想。犹如一大帮人围坐环抱鲁迅大腿，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祖宗之法不可变，儒家思想大一统。一请宗法，二请孔丘，三请老子，四请老佛爷，……大清一统靖江山”。 阿Q虽穷且贱，却能在“精神胜利法”中悠然度日。不久，革命的风扑面而来到未庄，赵太爷威风扫地，城里的举人白老爷悄悄地连夜把家财运到乡下。阿Q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城里“革命”了，阿 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革命对自己肯定有利。于是，他开始想到了投靠革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奴隶变成奴才。 阿Q对革命无正确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他的潜意识里，革命就是打家劫舍，是受传统文化毒害的宗法农民价值观。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他的革命老巢，造反司令部里来。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特权与领导，威风八面；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据为己有，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陶醉于自我幻想。做多了奴才，便也要当一回主子，让曾经做主子的人也来做自己的奴才。所以，阿Q即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一个新的赵老太爷罢了。 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太平军，宗法农民运动等，造反只是宗法农民改朝换代的工具，并非想要建立什么自由的社会。数千年以来一刻也没有停止上演“打江山，坐江山，睡女人，抢财产”的丑恶戏剧，古代农民造反者必将重新成为专制者，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 阿Q由于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于是发起酒疯来，大喊：“造反了！造反了！”大闹革命。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赵太爷吓得怯怯的喊“老Q”。 酒后的阿Q想到了金钱和女人，并把未庄的女人一一加以比较：谁的妹子，谁的女儿，谁的老婆，她们的年纪、容貌、体型……最好一一困觉（阿Q的真实原始模型，绍兴新台门东面的戴家台门里谢阿桂曾在街上走着嚷着：我们 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 革命党进了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先前的老把总还是带兵。 阿Q最终成为洋人的家属，假洋鬼子与封建混合势力的牺牲品，被推上了断头台。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受封建传统文化毒害的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阿Q至死也不会觉醒，如果上天能够给他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他可能想再赌上一把，或投靠封建王朝，手执钢鞭将别人打。 民众畸形的被奴役导致变态心理，病态的奴隶灵魂，古老的传统、观念、习惯等的精神枷锁紧紧束缚着他们，是造成古代中国步履蹒跚，止步不前的根源之一。 《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无数朝代的农民造反无法触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无论何种主义为外表，它的核心都是宗法，无数朝代的农民造反者自己也无法摆脱黑暗的传统文化影响，固有的封建文化其实并未被民国共和二字所埋没，奴性文化绝不退席。专制势力仍然是那么猖獗，古代人民群众仍然是那么愚昧。
- 《狂人日记》 2021-01-31
- 所谓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包含民族文化精神面貌物质概念和体现，国民群体的人格特性。 鲁迅：小农经济土壤萌生宗法社会形成等级特权结构筑建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正统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不断强固了这样的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笼罩下，奴性和专制混合成国民性痼疾核心。极端虚伪的社会不能说真话，产生虚伪的瞒和骗，古人为适应畸形的社会环境以中庸态度敷衍生存，派生出苟且偷生。在这样的等级特权社会结构中，多数古人只会在乎自己和与自己有血亲关系或泛血源关系的人的利益，缺乏诚信，人人都按照自己的位置一心一意谋取私利。 封建社会的古人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状态，具有极强的生活忍耐力和耐性，泯灭了自我意识，失去了自我人格，受制于专制者，逐渐形成了古人内心深处的奴性，习惯了在严酷条件下生存。 古代人民既是强势群体，又是弱势群体，既分散也集中。封建社会的人民面对专制制度，上层阶级时，是无力受压迫的对象；同时人民又具有巨大力量，能形成巨大舆论压力，不断维护这样的社会。底层社会受上层社会压迫同时，还要受封建思想影响。在这种病态社会中，阿Q们无法生存，祥林嫂更无法生存，失业唯有靠自己生存，带火了地摊，繁荣了夜市。封建社会中，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底层阶级是沉默的阶级。古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往复。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 在专制势力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被压迫群众差不多普遍受到封建思想毒害，差不多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权贵们操纵。封建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古人的痛苦换来的。奴性心理来源于古代统治阶级及封建文化编造者，依靠专制和掌控话语权普及，上行下效，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古代统治阶级施行专制统治，愚弄毒害古代人民的工具。封建文化影响国民性，因为人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我认为造成封建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古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鲁迅笔下的犯人，阿Q都是国人性格代表的典范，精神胜利法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流传、无自尊心，麻木、自私、愚昧，无是非，热爱酱缸，行为上撒谎、腐败。以儒家为核心代表的封建文化，使古人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愚昧，麻木和冷漠。 鲁迅：古代中国的文明史就是“吃人”史，造就了古人内在精神的黑暗。 “古代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古人不愿觉悟，无法觉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一直以来尚之为荣的那些封建“文明”。鲁迅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了历史与文化的本来面目， 封建官僚机构豢养大批“吃人者”，依托官本位，等级秩度，鱼肉古人，摧残百姓，成为丛林法则原始森林，弱肉强食的黑暗社会。 除了以王法剥夺古代人民自由，还依靠封建文化束缚古代人民。封建文化是统治阶级对广大古代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精神枷锁，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刀枪的补充，是统治古人的重要手段。 古代人民生活在这种被人吃和吃人的制度中，个人被织进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宗法关系大网中。这些吃人的人里面，既有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人们不仅被吃，而且也参与吃人，自己本身只是“坐稳了奴隶”，却有意无意去欺凌更弱者。 历代封建统治集团通过以上两种形式表现的吃人，明目张胆，自上而下地对人们实行血腥政治压迫和经济抢掠，维护其统治。 介子平的《中国之殇》中有张纯如与亲友的谈话：“我发现……还有民国人的奴性，民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最后张竟以自杀结束生命。 看客 古人由于长期沉浸在这个无情的残害人性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像祥林嫂心理上认同自己是奴隶，满足于坐稳了奴隶的地位。 这些古人可能是尊奉孔儒的保守派如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拥袁称帝，发动“新生活运动”的腐儒遗老；也可能是蠢蠢欲动的新老左派陈胜吴广、黄巢、宋江、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军、义和团，宗法农民运动；更有可能是鲁迅小说《药》里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好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围观看客与茶客。他们气愤于夏瑜背叛祖宗之法是精神不正常，他们仇视围攻文人，这样的社会不能容忍他们，他们冷漠麻木满足于做稳奴隶，犹如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千方百计谋取私利。如林语堂所说：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了戕害他人尊严和生命的帮凶。 自私是古人最大最根本的劣根性，古人的劣根性都可以最终归结到自私。极端自私的宗法农民价值观的古代农民造反者是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造反就是为了得到金钱、女人、江山，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享乐，造反之后的社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古代农民造反者重新变成压迫者。暴露了古代农民造反者极端自私的灵魂，内心的丑陋本质。 梁启超：古代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福泽谕吉：一个民族要崛起应该先是心灵的改变。根本上是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
- 阿Q正传 2021-01-27
- 《阿Q正传》描绘了一幅千年黑暗现实图。未庄这样的社会中，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西方人的家属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阿Q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 在政治上也受到沉重的压迫和奴役。他一直生活在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环境中,没有权利, 没有地位。小说通过阿 Q 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古人性格的愚弱。他生活在一个黑暗社会,是千年封建痈疽培育的典型人物。 阿Q身上，看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奴隶性”思想，有一次他说自己姓赵，却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阿Q具有双重人格,他有时显得无赖、霸道,有时又自高、自大,有时又自轻、自贱。 阿Q是整个封建社会精神病态典型，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正能量综合症发作，传统文化遗传积淀下来的奴隶意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千年古人麻木不仁，鲁迅深入挖掘古人劣根性，把古人的病态灵魂深刻地勾勒出来，“画出古人的魂灵”,“暴露古人的弱点”。 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是他的精神弱点，但也是他的主要精神支柱。 总结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妄自尊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是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的泄恨，是受统治阶级的毒害和影响的结果。“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自欺欺人享受着奴性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感，它使得阿Q不能够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有着人类自私、贪婪、爱慕虚荣的本质在作怪。 阿Q在鲁迅的笔下是个无赖，只能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精神胜利法”使得他安于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至死了都不觉悟。“阿Q精神”同样成了古人精神的一部分，是千年社会基层古人思想的真实写照，代表了千年基层古人的迂腐的、不健康、落后的思想状态。 精神胜利法是精神被奴役导致的创伤，使他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做人的尊严，生不如死。这是一种被极度扭曲的病态心理，这类自欺欺人的现象，种种病态心理于一体的精神状态，是古人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是传统文化思想在古人身上遗留的奴性心理。阿Q是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鲁迅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从社会最低层劳苦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出发,通过对他们在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摧残下的痛苦人生命运描述,深刻揭露了传统封建思想吃人的本质。 千年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就像鲁迅先生在《春末闲谈》中讲的“细腰蜂”毒针一样毒害着、禁锢着古人的思想。统治阶级欺骗、麻痹群众，使之安于命运，服服帖帖地受他们的统治、宰割。长期奴化统治，使被压迫古人思想麻木、落后，被迫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把维持统治阶级利益当成自己的核心利益，认为理当如此。对旧的一切已经习以为常，用逃避的办法来面对现实的残酷，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又不正视社会的冷酷，迂腐的思想把古人禁锢到了不懂得改变的地步，可见封建社会腐朽到了何种地步。这是何等可悲! 这是何等残酷! 在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封建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被奴役导致变态心理不断暴露出来。鲁迅说：“古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民国还如此，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封建王朝无数的女人一听说有绿卡就和洋人上床，再差也考虑和黑人上床,一有机会就离开大清。）。古人承受的是传统文化之果，传统文化决定千年政治制度之果。千年封建思想不仅钳制了古人的精神，也摧残了他们的意志，而只能一味地安于现状，成为专制制度忠实的维护者和追随者。 假民国共和 《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具有决定性的原因：革命无法触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无论何种主义为外表，它的核心都是宗法，无数朝代的造反分子自己也无法摆脱黑暗的传统文化影响，固有的传统文化其实并未被民国共和二字所埋没，奴性文化绝不退席。专制势力仍然是那么猖獗，古代人民群众仍然是那么愚昧。 流氓性 古人深受旧道德的戕害，传统文化思想不仅绑架和束缚了古人的理智，而且使其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境地。 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强悍的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羸弱的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一部分古人见到比自己强的就低头哈腰，见到比自己弱的又作威作福，神气得不得了。面对强权的就奴颜婢膝，面对弱势的就露出流氓本色，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古人呈现出集体流氓化，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泛滥。流氓意识是深层文化基因，流氓行为是文化表现，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流氓化。流氓意识成为普遍认同的心理，崇拜深入人心，重新坚固其不可撼动的奴役力量。
- 蹈袭覆辙 2021-01-05
- 米芾说自己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数千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中国封建传统政治却始终没有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中，这是中国历史的宿命。 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王嬴政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法家代表韩非子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张。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商鞅变法初步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最典型的独裁制度，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汇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由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后世所全面继承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西汉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其根本目的为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的统治，压迫、剥削、镇压人民。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 依法治国 韩非强调以"法"、"势"、"术"为核心的理论，是以加强君权、维护君主权力为出发点的极端专制主义理论，一旦实施，就是暴政。 法，即严刑峻法，立法只是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势指君主利用权力巩君王权势;术指驾驭臣子的权术手段使被统治者服从于统治的政治权术，从而牢牢控制被统治者。 以恐惧治国是君主朝代国家传统的治国之道，法治是君主治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权力被限制的笼子。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不能确保个人安危的方式，造成人人自危的状况。 政府是人类权利的最大威胁，它具有使用强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公民的法律垄断权。如果对政府不能进行有效限制，政府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 文字狱 因言治罪，因文获罪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要特征。害怕人民识破皇权真相，不同的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大兴文字狱，而人民则生活在锦衣卫的恐怖控制中。 周厉王强行宣布山林川泽为国有，垄断社会财富及资源以致民怨沸腾。周厉王监视百姓，禁止百姓讨论朝政，导致人人自危，熟人路上相遇不敢打招呼，只看上一眼就匆匆离去，造就一个成语，道路以目。周厉王以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而洋洋得意，召穆公劝谏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正合汉武帝心意，统一言论，统一思想，为专制政权服务。 明太祖朱无璋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搞愚民政策。因早年当过和尚要过饭，所以最忌讳“光”、“秃”、“僧”、“生”、“贼”、“盗”等字眼，如果说他头顶像草包就是犯罪。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假装斯文，自称是朱熹后人，和朱熹攀上亲戚关系，说自己是代表理学强化三纲五常，是封建文化的传承人，代表了百姓的价值观，是正统。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以武力非法夺取了建文帝政权，社会上流言四起，朱棣利用锦衣卫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监督。《明史?刑法志》记载：曾有数人在密室中喝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大骂当时执掌东厂的太监魏忠贤，说他领导锦衣卫披着法治外衣实质是暴政，说他谈法治是太监讨论性生活，结果骂声还没停下，东厂的密探就已经破门而入。 明清加强思想控制。18世纪处于满清统治下，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对人身控制严密，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异议言论亦受政府压迫。封建专制统治者为钳制人民思想，不惜一切残暴手段禁锢民众的思想，以言论甚至以思想倾向治罪，起警示和恐吓作用。由于文字狱的大兴，民众不敢言政，很多敏感字都很忌讳，写诗著书需要字句斟酌以免灾难降临。官府利用举报、监视、审查等极端手段，罗织罪名、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非法的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罪恶地制造恐惧，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被封建文化禁锢了头脑的奴隶，也参与统一思想的行动。在晚清小说《邻女语》中，义和团游民首领张德成迎合了满清王朝的利益，如口号“大清一统靖江山”。请神上身就是为了诈骗钱财，还把他的姘头小金喜打造成所谓的黄莲圣母，一起在社会上招摇撞骗。 所有封建专制王朝都在利用国家强制手段对言论进行限制或者控制，被王朝意志强暴的文史书籍，成为了标准意义上的洗脑工具。 忠孝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 忠孝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崇拜祖先，则孝在其中，一个人首先要从孝敬父母做起，把对父母之孝推广开来，便是对君王和国家的忠（家国同构）。忠孝便成一体，事君如事父的逻辑。由君臣父子推演而来的尊卑贵贱去规范其他社会关系，并披上亲切温暖的血缘外衣。儒家要求百姓遵守尊卑秩序，维护权贵者统治才是儒家的核心目的。Ayn Rand相信个人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或是透过暴力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人。 封建集权的特点，决定了统治者鼓吹忠孝的专制性。即片面强调君父的权利，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思想大统一，发展成愚忠、愚孝,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两千多年中，王朝更迭频繁，所换帝王无数，但统治者一直坚持忠孝这一重要的道德观念。到了明清，统治者更鲜明地将忠孝这面旗子高举并发扬光大，对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忠孝”逐步转化为百姓的真情实感和自觉行动，融化到老百姓心灵中。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坚持着“大一统”，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到加强中央集权再到董仲舒“焚书坑儒”，处处都表明了统治者想通过一种统一的思想和制度来巩固封建统治。 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家天下的延续下去。从政治上讲，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其根本就是要实现大一统。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王朝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构建了以宗法制为根基，以家庭伦理为本位，以官僚制为骨架，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政治基本框架，抑制了独立人格的发展，培养了一种"奴隶"性格。 宗法制用血缘关系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关系，用血缘关系将人们紧紧连在一起。 统治者利用封建文化规范人民生活。人情文化和宗法儒家有密切关系，以宗法制的社会土壤、基于儒家“亲亲尊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制封建礼教等产生的一整套交往伦理，社会成员根据其血缘、长幼、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等不同的关系，形成中国特有的“爱有差等、礼有贵贱”的人情文化和等级制礼法文化。儒家人情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根据血缘和亲疏远近区别对待的原则，面对关系的远近亲疏会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过渡到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阶级关系。 古代宣扬的以民为本是建立在宗法文化基础上，本质是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权力本位。对上级绝对服从，导致对平民权利的轻视，老百姓丧失了“人”的地位。古人生活在压制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封建传统文化氛围中，个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官本位崇拜和儒家伦理导致整个封建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专制得以维系千年的秘密就在于有封建传统文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支撑。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没有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最终不能有效地建立其合理的政治纠正机制。使最基本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也是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总根源，因此天下必由大治陷落于乱世。所有封建王朝都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前人没有找到永保江山的新路，在千秋江山的美梦中完成江山易手。
- 游民 2020-12-23
- 艾因?兰德说：一个社会如果掠夺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财产，或者奴役他，限制他进行思想的自由，强迫他去做违背理性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通过帮规组织起来的暴民集团。这是一个吃人的原始丛林，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个体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 流氓无产者大多处于等级社会的承压末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身份，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意识，只有奴性意识。这个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既无思想、又无立场，也毫无羞耻心。 流氓无产者的社会地位或者阶级地位是来源于暴政。流氓无产者处于社会底层，几乎是乡村革命天然的“积极分子”，这既是因为他们赤贫的经济状况，也是因为他们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大胆妄为、无所顾忌，他们极想通过革命获得物质上的利益，改变自己长期被压迫的社会地位。从中国历史上看，有许多揭竿而起的农民首领和开国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流氓性，“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理念为这种流氓意识和流氓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温床。楚汉时期，刘邦一帮人都是典型的流氓，而最后他们都是成了正果的。至于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用说更是十足的流氓了。翻开一部中国史，可以说随时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在历史上，他们既是摧残旧世界的急先锋，又是维护旧秩序的刽子手；既是农民起义的生力军，又是封建领主的座上客；既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搞暴政的流氓骨干。每一次革命和运动后，他们不是被送上断头台或投入监狱，就是被封官加爵甚至黄袍加身。 暴政之下,必然会有激烈的反抗, 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开始,历代的起义无不是对于暴政的抗争。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导致社会的周期性治乱：在严刑峻法，与民争利，焚书坑儒下（1）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引起陈胜、吴广起义。（2）汉代武帝末年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3）隋末农民起义。（4）唐末黄巢起义。（5）宋代三次农民起义。（6）红巾军起义。（朱元璋）（7）李自成起义。（8）清代中期多次农民起义。 文化决定制度 西方进行了宗教改革，维系西方团队价值观的传统天主教会的权威被打破。个人主义得以突破天主教的束缚并壮大起来，最终形成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在西方非常重视个人的权益和自由，西方人眼中的道德是以不侵犯别人的权益为准则的。而中国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文化，父是家君，君是国父，以孝为核心伦理观念形成的极端自私农民团队，以血缘为纽带维系奴隶制度，无法出现的权力制衡造成了中国形成以人治为基础的法律传统。形成两种不种的社会，民主、分权、法治与专制、集权、人治。 苏俄这样一个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的国度、光芒四射的先进制度，人民发现，这个以解放人类自命的新政权和新阶级，比历代统治者更加残暴外，还更为贪婪、腐败，更加无耻和虚伪。中国北洋政府名为共和，实为专制。西方现代共和民主观的核心，是要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联俄的民国政府接受共和观念，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主张却并不认同，孙接受了空想。即使政权不落到袁氏手上，民国人在思想深处和实际行动上，不免会受到中国传统观念，黑暗文化的影响。 中国农民虽小农文化自私一般保守怕事，而流氓无产者其流氓性和流氓意识，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是我们民族劣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氓无产者身上所具有的破坏性，反民主，反道德性，无道德准则，无是非立场，无美丑。 强权导致对权力崇拜，进而想人身依附强权。 裙带关系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中。王朝利用这种统治权为组成政府的特殊人群以及与他们有连带利益关系的人谋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中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最大特点就是暴力和奴性。 流氓意识是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它的特点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崇信强权，为非作歹，施展下流手段以谋取生存，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它不被任何道德规范和法律、纪律的约束。流氓分子得势，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失去安全感和正义感。凡是流氓势力占据的地方，均是黑白颠倒，如人间地狱。这些通过加盟的流氓群体堪称“人渣”的代表。对于他人和社会不会产生任何责任感和罪恶感，这是他们的最典型特征。 政治流氓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采用流氓政治。能行使绝对与和集中之权力，透过宣传与动员，控制人民生活的所有层面。有计划严厉取缔实施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由政府控制新闻实施罪恶行为，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统制一切艺术文化，破坏政治信义，使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政治流氓制造谎言，维护谎言，谎言维护不了，就禁言真相，胆敢直言者轻者大刑伺候，流放，重者杀身。政治流氓剥削欺压了人民，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当代世界，没有比主权理论更护佑权威统治，同时对人民造成苦难了。 艾因?兰德认为，如果人们试图生活在一个和谐的、有理性的社会中，他们就要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这个基本准则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主张。承认个体的权利，意味着承认并接受人类为了有尊严地生活而得到其本性所需要的条件。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禁止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强力。 艾因.兰德：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 晚清法治 2020-11-09
- 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以此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家族社会，从未有过作为法治前提或基础的公民社会。 宗法政权体制的特点是，以政治、血缘的亲疏划分等级高低，分配国家权力，以关系代替契约。 传统文化决定了人治，人治主要指由某个或某些具有高尚品德的权威人物控制社会秩序。建立官本位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以“亲亲尊尊”选拔官吏任人唯亲，滋生腐败，各种官位变成世袭制。 法律是在专制的政策，宗法文化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脱离了宪政和民主的根基。法是王朝暴民集团，极端自私小农文化执法者治民的工具。权力往往超越法律之上，表现在法治领域，就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渎职犯罪、违法不究。官本位社会中，一切由官说了算，由此使已公开的法律制度被虚置，潜规则盛行。 传统文化就是宣扬极端自私，古人的劣根性最终归结到自私，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极端自私。从实质上说，传统文化就是民族精神，极端自私造就内在精神黑暗的形象。 人情社会和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是根深蒂固的自私小农文化逻辑。按习惯依人情进行交往处理各种事情，希望通过人情关系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以便更好地获得个人需求的满足。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是非标准和取舍标准，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说：乡村社会无疑是传统社会，并一直占据主流位置，道德和法律可以根据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所谓双重标准，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中道德缺乏。 自古以来一直以来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所在，必然导致对关系网内的人与关系网外的人差别对待，对关系近的人与关系远的人差别对待。于是，人情社会常常出现权力往往仅为了少数由人情维系的利益共同体服务，是社会不平等的源泉。人情社会中缺少法治文化，人们会借助各种资源编织人际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凭借所谓的“人情关系”为自身不法行为提供便利。以宗法文化在公权力结构中以贪腐网络化呈现：即一旦一个人越轨或者犯罪，就必然会牵涉出一群人犯罪。此外，人们会在正义和感情之间选择放弃正义，依据关系的远近来包庇违法行为，形成双重标准，导致腐败和罪恶的滋生。 晚清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在这个最下流的上流社会：官场。所写的官场现象，正是专制王朝亡国，外人奴视中国，而奴性之人（受奴性文化影响，对官员就是青天，天爷爷的想法），在外围用尽洪荒之力维护温柔之乡的现象。 “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彻底、全面地暴露整个官场的黑暗，不是个别的贪官污吏，而是整个政治体制的腐朽，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卖官鬻爵、贪赃纳贿、醉心升迁已成为官场的运行机制。如让他们理财，他们会大饱私囊；让他办案，他们会放纵真凶，污陷良人；所谓政绩，无非是祸国殃民。小说从多方面多角度揭露了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等级制度的野蛮的残暴，官员买官卖官，政治投机，营私舞弊，追逐权力时不择手段，获取权力后为所欲为。暴露了官僚阶层鱼肉、残害百姓以及恶事做尽的暴行。 《老残游记》小说里的官是一些对官官相卫烂熟于心，手拿书卷醉翁之意不在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等待弱势平头百姓送上门，心里“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百姓的鲜血染红他的头上花翎。 《活地狱》小说中一旦和任何案件沾上关系，甚至是苦主，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衙役们像拿着尚方宝剑，想抓谁就抓谁。 社会被包裹进了无边的黑暗中，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黑暗的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