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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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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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凤凰卫视电台连线记者问，我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发达国家由宪法确定，在中国还比较模糊。过去西方提倡最小政府，后来发现市场失灵，于是形成大政府，再后来又发现政府失灵，特别是官僚主义、政府自利、寻租腐败危害更大，所以现在人们倾向于适度政府，强调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国政府可以在鼓励创新方面有所作为，但是也要防止政府主导的创新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如研究经费以国家为主，投入各大学，人们只顾申请经费，几乎没有后续的成果监督，没有听说谁的课题结题通不过的；巨额费用以研发、创新的名义补贴到大企业、上市公司，平均毎家上市公司获得四五千万元补贴，有的公司被补贴几十亿元，浪费实在巨大。所以政府的作用应当适度，有权不可任性。

　　电台连线国务院新批准的三个城市群规划，我说长江经济带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武汉是水陆重镇，未来可能成为超大城市；长珠谭在整合资源、＂两型社会＂方面会突破，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在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方面反而落后于全国，现在该赶上了；包括环鄱阳湖城市群，在基础设施、电信通关、户籍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都会互连互通，加大力度。

　　凤凰卫视URadio连线房地产新政，我说过去首付比例太高，不正常，现在首付比例下调到40%、30%甚至20%,回归常态了，与发达国家的首付差不多。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严重，而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产值占GDP30~40%,仍然是支柱产业，必须保持稳定，才能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当然又要防止泡沫，许多城市空置房占30%。

　　记者问亚投行、一带一路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我说不要帮助国企走出去，国企对外投资越大，对于国家的损失可能越大，现在每年上千亿美元对外投资，大部分是国企，可是至今也没有对境外国企进行过全面的审计。应当在信贷、信托、授信、融资等方面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把项目、工程交给信用好的民企。

　　凤凰卫视电台连线亚投行争论，我（胡星斗）说加入的国家越多，特别是大股东越多，越有利于完善亚投行的治理结构、避免亚投行演变成为中国的巨额对外援助项目与负担。如果大量的产能输出与投资仍然以美元结算、强行结汇，那么最后仍然是国富民穷，只是国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然后投资到别国，对于中国民众无益，所以还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市场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提高，尽可能输出高端产能，利益留在国内。

　　记者问四个自贸区对于香港的影响，我说香港是最大的自贸区，其成熟的法治、自由贸易的广度深度都是大陆自贸区无法达到的。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会展中心，税收极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极少，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大陆自贸区对于香港的影响极其微小。

　　记者问亚投行，我说美国领导的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导，中国领导的亚投行只是对之补充。也许二十年后亚投行或许再成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才可能与美国领导的经济体系相提并重。

　　电台连线欧洲强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事，我说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秩序是美国主导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WTO，中国在其中几乎没有发言权。现在中国试图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获得欧洲大国认可。不过，中美之间并非经济对抗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亚投行弥补了其他银行的不足。

　　记者问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我说对于美国，由于其创新能力强大，每次危机反而促成了它淘汰落后生产力、达到创新高潮，而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创新不足，所以无法转型升级，国有企业不需要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有能力创新。目前中国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巨大，但大多浪费掉了：投入大学的研究经费都是申请严、结题松，经费60%以上没有用在科研上；以研发补贴、高科技补贴为名投入国企的经费大多成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研究的内容，上巿国企每家每年套取国家几千万经费补贴。中国也缺乏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自由思想环境与民企主导的制度环境，国有大学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与生产力的结合。所以，我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悲观的，除非能对国企、国家主义科研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

　　电台连线私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的PPP（公私合作）模式的作用，我说公共产品可以政府提供，也可以私人提供或私人与政府联合提供。政府提供补贴、优惠等激励，对于垄断、欺诈、环境污染等外部性进行规制，对于消费者提供维权等支持，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合作的多中心治理。

　　记者问大量的中国公司利用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逃税、转移资产，怎么看？我说一方面中国企业税赋沉重，中国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不好，对于公司的合法避税我不反对，同时中国要加强海外资产的申报与纳税，另一方面对于贪官利用离岸中心洗钱、化囯有资产为个人资产、隐蔽地转移腐败资产的行为国家应当重视、防范、严查。

　　记者问政府允许几家民营银行试点，我说金融开放利远大于弊，可以搞活民企、农村，可以帮助创业减少失业，可以促进创新、増强国力。没有金融创新、民营银行、风险投资，就没有微软、Facebook、twitter，就没有美国的科技领先。

　　法国电视采访二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我说影响不大。大部分省的农村早已放开二胎，城市居民多数并不想生二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养老制度的完善，想生二胎或多胎的越来越少，最终应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记者问国家发给两家民营银行牌照有什么意义，我说国有银行只能满足国企、大企业的需求，中小企业、个人创业、农民创业需要中小银行、民营银行。金融多元化的红利远远大于风险。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美国的強大，甚至没有南北战争的胜利，没有微软推特的诞生，没有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主导地位。

　　电台问整治小产权房问题，我说从长远来看应该分类合法化，建在耕地上的大部分应拆除，建在宅基地、荒地、林地上的应合法化，合法化应补交税费，别让人感到购买小产权房的占了便宜，购买合法商品房的即守法者反而吃亏。至于小产权房不合法如何合法化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来解决。

　　记者问国企改革和电信垄断，我说混合所有制是正确的方向。电信也没必要垄断，国家的职责是制定和落实法律，维护电信安全，但不必国家经营，否则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政府官员往往是侵犯信息安全的祸首，如斯诺登所披露。

　　记者问沿边建立自贸区，我说中国可以建立多个各具地理特点特色的自贸区，印度有十几个自贸区，美国上百个，中国应当允许一些地方试办，以开放促改革。当然不能一窝蜂，但选办五六个自贸区是可以的。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我强烈批评过度的国有，认为国有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是破坏法治的元凶、是特权腐败的渊薮、是两极分化的制造者、是道德堕落的原因，中国进入世界500強的国企越多，中国的现代化就越没希望。有人撰文批评我丑化国企只能「自证荒唐」，我说垄断利益集团只知维护自私利益而不顾国家前途，不是我激进而是许多中国人缺少理性和逻辑。中国的症结在于理性和常识的缺乏。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常识化。

　　中国央企在海外建立了6千家企业，投资十来万亿，但大部分企业亏损累累。国企海外投资越多，国企高管就越腐败，中国人的福利损失就越大。因为国企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治理不科学，必然造成内部人控制和巨大的道德风险。解决外汇储备投资之道在于废除强制结汇制度，将外汇留于民间，鼓励私企海外投资。这样也解决了外汇增加导致被动发行货币、造成通胀的问题。

　　仅通过深圳口岸每年中国出口鞋子20~30亿双，每双鞋子均价仅2.2元，皮鞋皮革造成严重污染，得不偿失。中国代工每部苹果手机，只能拿4美元，占价值的1.5%。

　　美国通过他国的间接贸易是从本国海关出口的直接贸易的2~3倍。所以表面上中国的对外贸易世界第一，其实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拥有税收的60%,4级地方政府拥有40%,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财政。但财力集中于中央的分税制是对的，发达国家也是财力集中于中央，然后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补贴地方。财力集中于中央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控制地方、避免国家分裂的重要手段。

　　中国高房价的70%被各级政府拿走了，全国的房奴其实是在给地方政府打工。地方政府靠房地产财政维持超大的政府机构，县级政府一般拥有120余个正规机构和非正规、临时机构，有的机构几个人，有的机构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某县级巿公园就有三四百人上班。

　　中国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贫穷？中国劳动所得总额与资本所得总额比为1：2-3，即13亿劳动者工资总和仅为几十万个大资本家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实际上主要靠贷款借债过日子，真正赚大钱的只有几十万人）。而瑞典等国倒过来，是4：1，即劳动所得是资本所得的4倍。

　　工资占GDP比重，美国70%,发达国家一般50~60%,中国11%。美国农民是老大，享受巨额补贴；矿工、建筑工、电焊工的工资比白领高得多，而在中国，他们都是穷人，都是弱势群体。

　　电台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地方债作为工作重点说明了什么，我说地方债是糊涂账，到底多少不清楚，有说一二十万亿的，有说二三十万亿的，占GDP比重并非特别高，但存在系统性风险，导致银行大量的坏账。以后地方债要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预算管理，要经地方人大批准，说明中央政府不兜底了。

　　天津电台问为什么金融高管年薪达上千万，合理吗？我说是由于行政垄断和高门槛准入而没有充分竞争以及年薪制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国有银行高管薪水应由人大确定而不是自我确定，私营机构应降低门槛充分竞争。公募投资基金管理者收入应根据绩效而非成交量来确定。

　　记者问城镇化，我说农民多数想去的是大城市而不是中小城市，发展大城市更符合中国国情。大城市人均占地是小城市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把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人口迁移到资源条件比较好的东中部大城市有利于保护和恢复国土生态。也许北上广不适宜再扩容，但大多数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还是“人均占地”。 河南人口上亿，与日本差不多，日本有数个国际化大都市，河南一个没有。所以中央过于强调发展小城镇的思路是错的，中国还需要造就一批大城市。

　　记者问城镇化应注意什么？我说在民主监督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彻底改变政绩制度，需要综合考核人均收入、财政、教育、医保、社保、治安、环境等指标，需要参考民意调查——民众的满意度，否则在目前的官僚体制下必须造空城、鬼城，很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