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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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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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评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我（胡星斗）说协同发展不能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转移到河北，三省巿发展规划必须经过听证、可研，严格环评、安评。以往多是长官意志，可行性研究没有科学性，环评走过场，甚至连三峡、南水北调工程都是先上马、后环评。以后中央政府部门要带头守法。

记者问天津爆炸原因，我（胡星斗）说最深层原因是官僚主义的失职渎职，而官僚主义的原因是缺乏民主监督。中层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监管缺位、体制落后，表层原因是规划不合理、政府责任不明、官商勾结、非程序办事、安全措施不到位等。

电视连线“高福利的陷阱”，我（胡星斗）说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福利不公平，特权福利与低福利无福利并存，实行多轨制封建等级的福利社保制度，谈何高福利？一方面官员消耗了财政性医疗费用的80%，退休金完全由财政即纳税人承担，另一方面贫困农民只能享有每月几十元的低保、养老补贴，甚至没有低保养老金。

宜宾座谈会，官员说对于贫困人口政府要兜底。的确，政府对于贫困人口过于吝啬，低保、养老补贴都才几十元，无法生活。一些贫困县财政收入一般才五、六亿，但支出从十几亿到五六十亿，上级政府补贴十几亿或五十亿，但我认为这样的扶贫只是扶了政府、扶了极其庞大的官员队伍，贫困人口几十年依旧。应当大幅提高低保、养老补助至五百元以上，对贫困人口，合作医疗的报销应95%以上甚至百分之百，同时精减机构，大幅降低对政府支出的补贴。

记者问当街吸毒而戒毒所不收的事，我（胡星斗）说他们必须收，有病给看病，中国的社会政策必须托底，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社会救助等公共产品而不是投资生产。政府不提供社会救助就是失职，应当问责。

记者问北京饭馆实名制的问题，我（胡星斗）说我相信最高层领导中有许多明白人，及时制止这种极端做法，不要把民众都当成潜在敌人。可以阅兵，但不要扰民，不要引起民众的反感。中国这么大，即使发生事件也丝毫不奇怪，民众也会理解。但如果要把一切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那代价巨大。

今天上午在云南昭通市召开的乌蒙山贫困片区发展座谈会上我（胡星斗）说听了汇报我很沉痛，这么贫困的地区，中央领导也来了，为什么扶贫政策大多数落实不了？是不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省里中央某些领导是干什么吃的？照目前的形式主义扶贫，到2020年根本脱贫不了。而乌蒙山片区是中国最大的贫困区域之一，乌蒙山片区脱贫不了，全面实现小康根本是空话。

记者问天津爆炸案调查，我（胡星斗）说因为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曾在石油部门任职，很可能对他的调查早就开始了，同时他又在天津工作过，为了保证对爆炸案调查的公正性，所以对他采取了措施。它表明不管涉及到哪一级官员，习王都有决心一查到底。

今天在云南昭通市郊省级公路沿路看到许多的土屋破房，我很悲哀，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土房子，我在想非洲是不是比这儿富裕一些？中国每年给非洲货款和赠送上千亿美元，如果投入到自己国家的贫穷地区，那是不是早就脱贫了？

记者问国家安监总局局长被调查和天津爆炸调查，我（胡星斗）说监督者也需要被监督。对于天津爆炸的调查必须中立、客观、超越地方权力和利益，即使涉及再大的官也要一查到底，给全国人民有个交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出了事自己调查，推卸责任，找个小官做替罪羊了事。

乌蒙深山处，农民的房屋大多还算结实，干部说国家对农村危房改造有资金支持，一问农民，没有一户享受过国家资金支持，他们的房屋历经七八年靠拣石头垒成。随意进两户农家，贫穷得无法想像，一无所有。唯一农作物玉米全部种在陡峭的山上，一年到头只吃玉米。合作医疗一般只报销在乡镇卫生所看病的费用，遇到大病农民还是看不起，到外面看病报销比例很低，农民自己一点钱也拿不出。干部说农民如果得了癌症等大病，多数人不治等死。看来农村合作医疗还是解决不了贫困地区的医疗问题。美国有针对穷人和老人的Medicaid和Medicare制度，中国也完全应该也有能力建立基本的像样一点的社会救助制度。

贵州毕节乡镇农村几乎全是先进的太阳能电杆照明，每杆约1万元，成千上万杆。但这里太阳并不充足，也不缺电，云贵都是电力输出省份。太阳能电池三年一换，估计三年后太阳能路灯大多废弃。当初安装它们，只是为了套取国家扶贫资金。

贵州毕节许多盘山公路没有护栏，不知道民众缴的燃油税、车船税都用哪儿了？有的人家仍住破旧房屋，可不可以把过剩的水泥钢材产能送给贫民？外交部长说中国愿帮助几内亚和非洲解决吃饭、就业、健康三大难题，可不可以先帮助中国人解决一下？

今天开始赴贵州云南四川乌蒙山区调研，这里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对高速公路的修建工人（其实是农民工）充满敬意。沿途农民的房子并不特别差，但是当地干部说还有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的。

记者问全国人大审议境外社会组织管理法，我（胡星斗）说：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境外机构是必须的。扶贫救助机构体现了爱心与社会道德水平，应该欢迎。中国应鼓励NGO、公民社会的成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长治久安。如果视公民社会为敌，只喜欢顺民愚民，必然得到的是暴民与动乱。

记者请评论刑讯逼供漫画，我（胡星斗）说他可能只是为了描绘自己遭受刑讯逼供之冤，而不明白刑讯逼供的制度基础即人治的制度、不受约束的权力。如果没有法治，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普遍泛滥的刑讯逼供的牺牲品，在中国人人都没有安全感。而在法治国家，刑讯逼供即使偶尔发生也有相当大的曝光几率。

记者问某外资公司在中国行贿被美国处罚而中国无动于衷的事，我（胡星斗）说有关部门对于海外证据和国内民众举报常常不作为，或者让涉事单位自查。监督部门不独立，反腐败挂一漏万，查处率低，对于商业贿赂熟视无睹，人情人治腐败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即使有证据对于腐败仍不査处的事屡见不鲜。

记者请评论北京市实行居住证制度，我（胡星斗）说从北京的资源环境来看确实需要控制人口，所以北京实行居住证制度几乎全国最晚。北京有一千多万非京户籍者，他们已经在为北京做出贡献，如不解决他们一部分符合条件者的居住证乃至户籍、待遇问题，于平等、人权、首善都不相称。

电视采访人口贩卖问题，我（胡星斗）说中国对于贩卖人口、拐卖儿童常常进行严厉打击，取得了成就，但是对于儿童权利立法、提升农村社会保障、解决计划生育所导致的赡养难题与户口所导致的人口迁移难题没有有效的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贩卖拐卖问题。

记者问户籍改革条例实施一年的进展与阻力，我（胡星斗）说二十余个省市出台了细则，经济落后的省市往往落户条件宽松。阻力一是地方财政的压力，二是多轨制的社保，应国家出台政策逐步统一，三是落后的土地管理法，应鼓励城乡互动，允许城里人去农村居住、购地、创业，带动农村的发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户籍改革，我（胡星斗）说迁徙自由包括农民迁往城市、市民迁往农村以及不同地区、城市之间迁徙的自由和获得平等待遇的权利，只有城乡双向互动，农村才能繁荣。突破口是修改《土地管理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居住、买房、创业，同时统一城乡社保。

记者问失地农民与拆迁，我（胡星斗）说中国无地农民1.2亿，大概6个农民中有1个。耕地红线一方面阻止了某些征地，另一方面也导致对非耕地的大肆征用与拆迁，现在上访和群体性案件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与征地拆迁违法有关。

电视记者采访通州行政副中心，我（胡星斗）说对于解决巿中心的交通拥堵能起到10%的作用，但对于解决北京的人口压力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导致北京人口越来越多。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不能借机往通州转移，而应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思路下重新配置资源。

记者问中国的收养政策，我（胡星斗）说目前中国收养儿童门槛过高，手续过于复杂，虽然是为了保障被收养儿童的权利，但受到虐待、伤害的毕竟是少数，不能因噎废食，使得许多本可以享受家庭温暖的孩子、本可以通过领养形成完整家庭的人的愿望落空。汶川地震后数千个孤儿需要收养，但成功者寥寥无几，这究竟伤害了谁？领养儿童的政策亟需改变，让儿童得到关爱，让慈善发扬光大。

记者问网络管理法草案，我（胡星斗）说遇到重大事件可断网，这是很多国家的做法，只是法律要明确什么是重大事件；我支持依法管理网络，当然这个法必须是良法；我理解网络主权，但是不要把网络变成封闭的东西，而应当通过网络推动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让互联网+引导生产生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