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手机遗落出租车：“帮忙代捡”为何会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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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失主”与“拾者”的话题“比较热”，先是宁波大妈为“索要报酬”狂摔手机，紧接着又是出租车司机使出“空手道”。两件事情都与手机相关，也与道德相关，更主要的是事情本身所反映出的“观念弊病”也是相同的。坦白讲，就是“拾金”是要报酬的，而这与主流舆论宣扬的“拾金不昧”显然是相悖的。于此，舆论上很快发酵，迅速推进，直至让“常见小事”成为公共事件。

就事论事，类似的事情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其中暗含的逻辑是“我们都是聪明人，想拿到自己的丢失物品，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捡拾行为”好像自带一种“价值观”，就是“我凭什么白帮你，你的物品丢失后，就好像不在完全属于你”，即便物品确实是你的，但潜在运行的逻辑里，却只按照“功利逻辑”定性。

于此，大妈才会脸不红，心不臊的索要报酬，而且一言不合就狂摔手机；出租车司机才会一副市侩嘴脸，使出“帮忙代捡”的手段。对于这些行为的抨击，虽然舆论上较为激烈。但是，这些行为却早已融入日常生活。因为，在惯常的“寻物逻辑”中，本身就涵盖着“捡拾逻辑”。

我们时常会在一些“寻物启示”中，发现“重谢的言辞”，意在表明“捡拾行为”会得到回报。我们能理解，这是“失主”为寻找丢失物品心切的表现，但这无形中却为那些心术不正、利欲熏心的人，打开一条谋利通道。久而久之，本是处于“礼节性的致谢”，便异化成为一种“功利化的交易”，着实让人感到悲哀和痛心。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宁波大妈属于“低阶无耻”，就是赤裸裸的勒索钱财，这种人除却利欲熏心，而且还相对愚蠢，对于事情的结果并没有预见性。所以，在狂摔手机前，她脑子里有两种包袱，一种是“要定报酬”，一种是“要定气势”。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两种都要”。只可惜，当利欲太过后，她只收到一场较为尴尬的局面，气势确实很足，但却也堕入道德的深渊，被舆论生煎。

相较大妈的“赤裸裸”，出租车司机的“空手道”就显的较为隐晦，相较更为“高阶”。他自己不直接“捡拾”，而是让别人“帮忙代捡”，最后自己从中获利。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回避管理上的风险，一方面却可以当一个“面儿上的好人”，着实是一举两得。只是，对于这种无耻的行为，也只能坑那些懒得追究的“失主”，但凡遇上一个深究的人，还是容易败露行径。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要想不被“坑爹拾者”为难，最好的方式就是追究到底，而非用所谓的“重谢方式”去周旋。因为从周旋开始，就说明“拾者”已经心怀鬼胎。而且，当“拾者”发现物品对于“失主”非常重要时，很容易陷入“哄抬报酬”的纠缠迷局。
事实上，对于聪明的“失主”而言，从对话的一开始，其实就能判别“拾者”是什么成色，不想要报酬的，给也不会要；想要报酬的，不给肯定会纠缠不清。对于后者而言，作为“失主”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掌握证据”，证明物品是自己的，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非白费口舌，一地鸡毛。

很多人或许会有疑问，要是这样去“制衡拾者”，会不会加剧“拾金就昧”。有这样的担忧，当然是出于部分“拾者”的利欲熏心。但是，当“失主”的权益能被更大程度的保护时，或许也能促使“道不拾遗”行为的出现。不过，就两端的趋势“孰多孰少”，或许也不太好说。

实际上，就“捡拾行为”来讲，之所以会产生一些纷争，是因为社会在定性“失主”与“拾者”的关系时较为松散的结果，总觉得“拾者”因捡拾行为，有较好的道德存在感，所以“失主”没有更多的申诉理由，只能靠“重谢”去换回自己的物品。

只是，作为物品的归属而言，“丢失”只是一种空间上和时间上物品与“失主”的暂时隔离而已，至于物品与“失主”的本质关联并没有彻底破裂，这种关系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应该没什么异议。

甚至，作为同一个人而言，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也会成为“失主”或“拾者”，这就更直接的实证一点，“拾金不昧”、“道不拾遗”属于人们共同的生活遗产，它们有助于人们之间的共同互动，有益于公共生活的更加美好。

只是，当这些所谓的“道德圭臬”不够扎实时，“法律的规则”就应该及时的去补救，要不然所谓的“道德优势”很容易成为“道德劣势”。而对于舆论的激烈声讨而言，也不要看的太过乐观。因为，对于这些尴尬的“拾金就昧者”来讲，这属于整个社会潜在的弊病。它与年龄、职业没有必然关系。

所以，当舆论再次将“大妈群体”、“出租车群体”拿出来说事儿时，也只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对于“失主”与“拾者”良性互动的建立，并没有具体的促进。多数人都在表达情绪，而情绪本身除却庆幸自己的“不在场”，似乎并不能证明什么。而在“帮忙代捡”的事情上，或许这些情绪本身，就是潜在的“动力源”。